许家星老师的报告聚焦于南宋淳熙年间朱子知南康军期间重修白鹿洞书院的历史实践，深入探讨了朱子如何通过“诗教”“文教”“政教”“祠教”的多重维度，将白鹿洞书院打造为道学的“千年道场”，并借此完成了对中国思想史面貌的“格式化”重构。

▴

段德敏副院长为许家星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

许老师首先对本次报告的题目进行了阐释。“此心聊与此山盟”一语，出自朱子淳熙七年(1180)三月白鹿洞书院落成之际所作《次卜掌书落成白鹿佳句》一诗。他通过对比2011年与2024年白鹿洞书院学术研讨会的影像资料，回顾了自己与庐山深厚的学术因缘，指出朱子于淳熙六年（1179）至八年（1181）知南康军，在任仅二十余月，却留下了白鹿洞书院这一世界级文化遗产，继而引出本次报告的讨论问题：朱子来白鹿洞书院所为何事？

许老师认为，朱子来此的根本关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地方文教建设，而是以白鹿洞为枢纽，展开其振兴道学、接续道统、推崇濂溪的三重构想。书院、碑刻、山水，皆为道学而服务。报告由此展开为三大主题：其一，重修白鹿洞与振兴二程道学、接续二程道统；其二，朱子理学教化在诗教、文教、政教、祠教四层之展开；其三，对濂溪周敦颐道学的极度推崇。

▴

白鹿洞书院的周敦颐像

许老师首先分析了朱子重修书院的宏观背景，指出重修的深层动因在于，南宋初期，儒学处于“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颓势，并且面临内外双重挑战。在外部竞争方面，需要应对佛老思想的挤压。当时庐山地区“老、佛之居以百十计”，而儒家旧馆却荒废多年。宋孝宗推崇“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三教合一论。朱子在政令文件《白鹿洞牒》中明确提出白鹿洞书院“合行修立”，将书院的兴废提升至“吾道之衰旺”的高度，试图在“老佛之基”中开辟儒家道场。在内部方面面临着两重困境，其一是荆公新学与蜀学的压力。朱子所继承的“程学”（洛学）并非主流，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是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其次是苏轼“蜀学”。其二是程门内部的分判。许老师指出,此一环节以往学界关注较少,却极为关键。在朱子看来,真正能绍承二程之学者并非全部程门弟子,其中多有“溺于老佛者”。

朱子通过重修书院，旨在为处于边缘的程学争取生存空间。他在吕祖谦所撰《白鹿洞书院记》中加入对王学的批判，力图通过书院教育重塑北宋以来的思想史面貌，确立二程道学的正统地位。

▴

白鹿洞书院的朱熹像

接着，许家星老师详尽阐述了理学教化在诗、文、政、祠的四维展开。

其一为诗教，朱子一生作诗逾千首，诗歌是他抒发道学抱负的重要媒介，南康任上即作二百余首。许老师解读了多首诗歌，特别分析了朱子在白鹿洞落成时的名句“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一语，表达了愿终老庐山弘扬道学之心。又有《奉同尤延之提举庐山杂咏》之“弦歌独不嗣，山水无辉光”、《山北纪行》之“乾坤有真心，日月垂休光”诸句，皆于山水描绘中贯注辟佛老、明道义的判教意识。许老师认为,朱子的诗教,不仅为情志之寄托,而且兼具辟佛老、明道体学的功能,其背后是一以贯之的道统意识。

其二为文教，朱子不满官学学规被蔡京改易后背离了胡瑗原意，认为其不仅“待学者为已浅”，且“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继而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许老师指出，这并非强制性的官司约束，而是基于“自我教化”的道德提醒，成为了后世七百年东亚书院的通用章程。讲学方面，朱子以《中庸首章或问》开讲，以《大学》《论语》《孟子》为主要文本，开创四书学的经学新纪元。许老师指出,朱子此举实为中国经学史上由“五经学”向“四书学”的范式转移,其中论述了理学的道统论、理气论、心性论、工夫论、人格论、境界论,构成一完整的义理体系。

其中尤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为淳熙八年(1181)二月十日朱子请陆九渊登白鹿洞讲授《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由义利之辨深入志之辨，直指科举体制下“利心”支配之弊，强调学者当先“辨志”。朱子对此高度认同，甚至为此“汗出挥扇”，并命人将讲义刻石。许老师指出，此为朱陆学派罕有的合作时刻，也是白鹿洞作为理学与心学交会场的标志性事件。然而，朱子《论语集注》此章未引陆说而仍取程子之义，表明二派根本义理之分歧并未弥合，合作之下潜藏的学派张力,亦为后世“朱陆异同”这一思想史主线的源头。

▴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清广州恺元堂朱墨套印本

另外，文教还体现在刻文方面，朱子于书院刻濂溪、邵雍、二程、横渠、胡寅、吕祖谦、陆九渊、张栻诸家作品,又于郡学刊刻周敦颐著作五种及胡寅《叙古千文》、苏辙《直节堂记》等。其中尤值得关注的是,朱子将邵雍《诫子孙说》及相关两诗刻于白鹿洞书堂,许其为“格言心画,模范一世”，并将伊川与方道甫帖刻于书院,以确立道学“由经以入圣道,非徒训诂文字之学”的根本立场。由此,白鹿洞书院成为两宋以来道学群体精神命脉贯注之所在。他修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胡适誉其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南宋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亲书此《揭示》赐示太学诸生，日本、朝鲜、越南等地也皆奉其为教育纲领。许老师指出,此《揭示》之所以能超越具体政治时空而成为东亚教育的普遍章程,关键在于其立足人之自我教化,而非强制规矩,是对“人之为学”根本条理的提醒和揭示。

其三为政教，许老师指出,朱子的政教思想分为对上与对下两个维度。对上层而言,体现在朱子对帝王“正心诚意”的格君教化。朱子通过《庚子应诏封事》，将教化延伸至最高统治者。他尖锐批评宋孝宗“独断”与“私欲”，主张“格君心之非”，认为帝王之学与布衣之学在“正心诚意”上本质相同，将教化的终极权威由帝王移还知识分子之手，构成理学“道大于政、道高于君”主张的核心。对下则体现于朱子将张载《西铭》中的“民胞物与”精神转化为具体的政治实践。许老师指出,朱子对上对下皆凭理学之义理立场而立刑施政,其强势作风背后,是“正心诚意”与“民胞物与”两大义理纲领的贯通。此外,朱子在南康的两年中,大修荒政,奏减赋税,赈济饥民,劝说富户出粮以授官爵,其后朝廷不兑现承诺,朱子连上奏章，其“要不答应我就不休”的强势姿态,正源自其理学自信与道德担当。

其四为祠教，许老师视之为朱子教化中最富宗教意蕴的一层，亦是其道统意识最具象征意义的制度性表达。朱子于白鹿洞立周濂溪先生祠，以二程配享，又于郡学立刘涣、刘恕、李常、陈瓘、陶渊明五贤祠，申请赐晋太尉陶威公庙额，作卧龙庵以祀诸葛武侯。他的核心原则是“配享只当论传道”，无传道贡献者绝不可入。祠教既是“尊严道统”的制度表达，亦是将道学价值“物化”为可感空间实体的重要途径，如此将抽象的学术脉络转化为具象的祭祀仪式，强化了学子的身份认同。

到了报告的第三部分，许老师强调了朱子在白鹿洞最为鲜明的学术立场，即对周敦颐道学的极度推崇。在北宋实际思想格局中,周敦颐并非主流,地位远逊于被誉为“宋初三先生”之首的胡瑗以及王安石、苏轼等人，是朱子以其道统建构之力将周敦颐确立为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师”。许老师以“格式化宋代思想史”生动概括这一对北宋思想史的结构性重写，图文并茂地展现朱子借周敦颐《太极图》所推崇的本体宇宙论架构，指出朱子独尊周敦颐的深层理由正在于他对理学的形而上学根基，使理学有了“本体宇宙论”架构的支撑。

▴

周敦颐《太极图》

报告最后，许老师总结道，朱子知南康军两年间所行诸事皆围绕重整道统、振兴斯文的核心，把白鹿洞打造成为一个“千年道场”。白鹿洞书院由此成为后世七百年书院制度的章程根据、理学与心学罕有的合作场域、朱子门下四百余位弟子的精神基地，亦成为东亚儒学世界一再仿效的范型与圣地。

在讨论环节中，与会学者围绕报告的核心议题进行了交流。

林月惠老师首先提问，朱子如何将濂溪关于“太极”的宇宙论思想与其自身的理气论哲学体系相结合，使之成为某种奠定天人关系的根本形而上学?许老师回应道，朱子对《太极图说》首句“无极而太极”的诠释具有关键意义。此句存在两种版本，其一为“自无极而为太极”，易导致“无极生太极”的生成论误读；朱子所主为“无极而太极”并注“无形而有理”，此“无极”非时间先在之根源，而是“无形”之体性描述,太极即天理，乃“所以然”之终极根源,阴阳、五行皆为下位概念。朱子进而以“太极-阴阳”的关系与“理-气”之关系相互映照,建构“理一分殊”“一物一太极,万物一太极”的本体宇宙论架构。许老师特别提示，朱子诠释《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时，同样以此太极图架构为背景，“天有阴阳五行以化生万物”，天即太极即理，由此宇宙论与心性论相贯通,构成朱子理学的完整架构。

顾超老师援引杜维明、刘泽华等先生的批评观点，指出理学家虽理论上倡“道高于君”，实践中却屡将“圣王”之冠加于当朝帝王，“圣王”论有堕落为“王圣”工具的危险，成为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包装。许老师从三个层面回应道：其一，须区分“理学之道”之明与“行道者之行”，阳明后学对朱元璋的颂扬有其特定时代语境，不应简单归咎于理学本身；其二，按朱子判准，“圣王”的认定标准依照“得道”而非“得位”，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正是通过宣称认同儒家之道来获得其文化统治的合法性。其三，借朱子之术语来判，历代多数帝王所行皆非理学之道，其失败不当归责于道学本身。“道不行”是儒家常态，孔子一生都“道不行”，可以说儒家本质上是理想主义的批判性传统，而非附庸性工具。

▴

许家星老师在讲座中

林月惠老师就此作了进一步补充，她认为，从宋代到清代，儒家思想在现实政治与学术层面存在双重演变：一方面，现实中儒家官僚对君主的依附性逐渐增强；另一方面，以理学、心学为代表的儒家新传统，其对抗外来入侵、约束君权的内在要求和力量也在不断强化。

王楠老师从东亚儒学的视角补充指出，在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朱子学因其理学架构强调规范性，有助于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受到历代统治者青睐，核心原因就在于朱子学说对秩序和规范的重视，符合君主维护统治的需求。清朝康熙皇帝为收容汉人，将朱子学转化为官方意识形态，导致其失去学术独立性，催生了考据学的兴起。可见，朱子学若被过度政治化，易丧失其学术本真，宋明理学虽自称“高峰”，但其稳定性特质也隐含被异化的可能。

郭宏达老师就《白鹿洞书院揭示》何以能于其后七百年间升格为东亚教育的普遍纲领发问。许老师从两个层面回答：其一，官方推动不可忽略，宋理宗亲书赐示太学具有示范效应，此后历代帝王对其的承接，则基于其有利于国家治理的“有用性”考量。其二，《揭示》本身的品质至关重要，理学“既玄又实”，就形上架构而言是“至玄至远”，就工夫实践而言则“切己可行”，其本质为一种“道德化教育”，教育目标指向人心人性的根本,对于上下阶层都具有广泛适用性。于是在官方与学界的双重推动下便扩大了影响范围。

最后，林月惠老师对许家星老师的报告进行了总结，指出本次报告会以“朱子来白鹿洞所为何事”一问为轴，层层展开，贯彻了朱子学研究中“由事及道”的方法论自觉。在朱陆“鹅湖之会”之后的白鹿洞讲会,白鹿洞由一方道场扩展为整个东亚儒学世界的文场。本次文研院邀访学者论坛在白鹿洞书院举行，亦有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