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龙老师从事西方古典学研究，关注古希腊小说、希腊化时代以降文化史以及古典传统在跨文化语境中的传播问题。本次报告以《亚历山大传奇》（Alexander Romance）为研究对象，结合西方古典学、历史学、语文学、地图学等多学科视角，讨论这一古代文本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改塑与再造，并进一步反思跨文化研究中的方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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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龙老师在报告会上

报告伊始，郭老师以一幅中世纪抄本插图作为切入点。图中描绘亚历山大大帝乘坐类似潜水装置的器具，深入海底探索未知世界。郭老师指出，这幅插图呈现颇具戏剧性的文化反差：历史上的亚历山大以军事征服著称，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但在中世纪文学与图像传统中，他却被赋予冒险精神、甚至是“科学探索者”的形象，由此也引出本次报告的核心问题：一个以军事征服闻名的历史人物，何以在后世文学传统中不断被重新塑造，成为奇幻故事和冒险叙事的主人公？进一步说，《亚历山大传奇》为何能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被改写和传播，并在不同文化中形成多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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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鲁斯伯里·塔尔博特传奇故事集》插图

Shrewsbury Talbot Book of Romances, Royal MS 15 E. VI, folio 20v, AD 1444/5, British Museum

郭老师指出，《亚历山大传奇》虽然以“historia”为题，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而是介于历史叙事与文学虚构之间的文本。其最早的古希腊版本大约形成于公元三世纪左右，作者已不可考。在随后的传播过程中，这部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形成八十余种不同版本，是古代世界流传最广的文学作品之一，传播规模仅次于《圣经》。因此，《亚历山大传奇》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现象。透过该文本，研究者可以观察不同文化的互动方式以及文学叙事在跨文化语境中的转化机制。

在报告第一部分，郭老师从地图学史的角度讨论了“亚历山大在东北”的问题，借此拉近这一异域传奇与本土文化的距离。这一案例表明，文学叙事可以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进入地理知识体系，最终影响政治话语乃至历史观念。

郭老师首先援引林沄先生《马其顿城堡、元碑和辽金砖塔——永宁寺考古史漫话》一文中的案例。17世纪俄国学者列蔑佐夫（Semyon Remezov）在其编纂的《西伯利亚地图集》中，曾在黑龙江入海口附近标注一座“马其顿城堡”，暗示亚历山大曾远征至此。但根据考古与历史研究，这一所谓“城堡”实际上是明代永乐年间修建的永宁寺遗址。永宁寺属于明代奴儿干都司，立有《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遗址位于今日俄罗斯远东地区。17世纪哥萨克人发现了寺院遗址以及一口重达三百多公斤的大钟，并将这一发现报告回国。由于列蔑佐夫并不熟悉黑龙江下游的真实地理状况，在绘图时只能依据这些简略的报告推测遗址位置，将其标绘在黑龙江入海口的左岸而非右岸。更值得注意的是列蔑佐夫对该遗址的解释方式。按照林沄的分析，当时的外国学者不愿接受历史事实，而更愿意相信俄国文学中广泛流传的故事，即亚历山大曾远征到世界的尽头。因此，在其地图叙事中，太平洋沿岸被解释为亚历山大到达的“世界尽头”，永宁寺遗址则被解释为“马其顿城堡”。这一案例不仅反映了17世纪欧洲历史地理学知识的局限，也揭示了文学如何在历史与地缘政治话语中发挥作用。换言之，文学描绘取代了历史事实，成为解释地理空间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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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地图集》（Atlas of Siberia）

上书俄文：“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到达该地，并埋藏火枪与置钟”

这一现象在近代史中也有回响。郭老师引用《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关于1689年《尼布楚条约》谈判的记载。谈判过程中，俄国使节主张以黑龙江为两国边界。代表清廷的耶稣会传教士回应称，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由中国统辖，表述为“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以来”。郭老师指出， “自亚历山大以来”并非严谨的历史陈述，而是象征性表达，用以强调统治权的悠久。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地图学叙事中，还是在外交话语中，亚历山大的名字都被用作某种“历史起点”或“年代依据”，成为“自古以来”的代名词。这种象征意义与《亚历山大传奇》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在这部历史演义中，亚历山大被描绘为不断向世界边缘探索的征服者，不仅远征亚洲，也曾到达各种神秘地域，包括海底世界和浩瀚长空，在前述中世纪手抄本插图中均有呈现。

但郭老师强调，根据最早的古希腊文《亚历山大传奇》，亚历山大并未到达中国。他远征东方的叙事，主要出现在后来经由古希腊文翻译并改造而成的波斯版本。在此类版本中，亚历山大的故事被大幅度东方化，以至于脱离历史真实，成为跨文化想象的产物。从历史人物到小说主人公，再到地图上的象征符号，“千古一帝”的形象经历不断转化，体现了《亚历山大传奇》在跨文化语境中的独特意义。

在讨论《亚历山大传奇》的文学传统之前，郭老师首先回到历史人物本身。他指出，要理解《亚历山大传奇》为何能够在古代世界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首先必须理解历史上真实的亚历山大。作为古代世界最成功的帝王之一，亚历山大在短暂的一生中率领马其顿军队征服横跨欧亚非的广袤地区，从希腊本土出发，经小亚细亚、埃及、波斯帝国直至印度，整合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与文化空间，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全球化”进程之一。这一征服过程不仅改变了古代世界的政治格局，也为希腊文化在更广阔地域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军事征服之外，亚历山大还积极赞助文化与科学活动。郭老师指出，亚历山大从小接受希腊式教育，跟从亚里士多德等一众名师。这种以“教化”（paideia）为核心的文化理想，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远征过程中，亚历山大不仅领军征战，也有学者随行，对沿途地区进行观察与记录。因此，在古代传统中，亚历山大既是一位征服者，也被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传播者。与此同时，亚历山大的功业还催生了新的政治文化现象，即统治者崇拜（ruler cult）。他以史诗英雄阿基琉斯为榜样，并试图在政治仪式中引入带有东方色彩的礼仪形式，令臣属行跪拜和俯伏之礼。这种礼仪在波斯十分常见，但在希腊文化中被视为只适用于神祇的礼仪，因此引发激烈争议。在这一过程中，御用史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亲属卡利斯提尼（Callisthenes），由于中世纪手抄本传统将《亚历山大传奇》的作者归于卡利斯提尼，学界一般也称作“伪卡利斯泰尼”（Ps.-Callisthenes）。御用史家之外，后世希腊罗马史学家如波利比乌斯（Polybius）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利用早期史料，对亚历山大的远征进行记述和解释。通过史学编纂，亚历山大的形象日益丰满。在阿里安（Arrian）的记述中，亚历山大去世前不久，希腊各邦的使节曾到巴比伦朝见，他们头戴金冠，并将金冠戴在亚历山大头上，仿佛是在向神祇致敬。这一场景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亚历山大在生前已经被赋予接近神明的地位，既与其猝逝形成鲜明对比，也为后世的传奇叙事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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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lles Receiving the Envoys of Agamemnon

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

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王国分裂，地中海进入群雄争霸的希腊化时代，有关这位帝王的叙事也愈加多元。郭老师认为，亚历山大的历史形象本身就具有传奇化的潜力。从军事征服、文化赞助到统治者崇拜，再到突然死亡与帝国崩解，一系列历史事件本身就预示了高度戏剧化的历史与文学叙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亚历山大传奇》才得以产生，并逐渐发展为古代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经典之一。

在介绍了亚历山大形象在地缘政治与历史编纂中的演变之后，郭老师将讨论转向文学传统，重点分析《亚历山大传奇》的文本与叙事特征。诚如古典学家里登（B. P. Reardon）在《古希腊小说集》（Collected Ancient Greek Novels）中指出，尽管作者不详，具体创作年代也难以确定，文学品质甚至遭到学者质疑，但《亚历山大传奇》以仅次于《圣经》的传播程度，允称古代西方世界“最成功的小说”。

郭老师指出，《亚历山大传奇》是一部典型的半历史、半小说作品，即历史演义。文本一方面保留了亚历山大远征等历史事件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又大量吸收民间传说与奇幻故事，使作品逐渐偏离历史叙事，成为充满想象力的“传奇”。正因如此，这部作品具备小说文体的典型特征。随后，郭老师介绍了《亚历山大传奇》的版本谱系。根据现存中世纪抄本，这部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文本传统，即所谓的“阿尔法系”与“贝塔系”。“阿尔法系”代表最早期版本，原稿已经失传，但通过若干后世抄本仍可推测其基本形态。“贝塔系”则是扩展和丰富后的版本，包含全新故事情节和文体元素。例如，书信体叙事占据大量篇幅，学界也称之为“书信体小说”（Brief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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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传奇》的版本谱系

R. Stoneman, The Greek Alexander Romanc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至于作品年代，一方面，改作不会早于亚历山大之死，创作时间必然在公元前323年之后；另一方面，公元四世纪时，瓦勒里乌斯（Julius Valerius）将改作译为拉丁文，并献给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这意味着古希腊文本在此之前已经定型，此为创作时间之下限。《亚历山大传奇》的创作背景与所谓“第二次智者时代”（Second Sophistic）密切相关，该时期大致在公元二至三世纪，当时希腊文人处于罗马帝国统治之下，通过复兴早期文学传统确立文化身份。在这一文化氛围中，模仿古典风格、重述历史人物故事成为重要文学风尚，《亚历山大传奇》正是在这一语境中逐渐形成的文本。尽管中世纪以降，该作品一般以“卡利斯提尼”署名，但现代研究普遍认为改作并非出自单一作者之手，而是经过长期口头传播与书面改写形成的复杂文本，融合了多种文学与叙事传统。

至于文本内容，第一部分主要叙述亚历山大的出生与早年经历，最引人注目的情节是埃及末代法老内克塔内布二世（Nectanebo II）通过占星与魔法诱骗马其顿王后奥林匹亚丝（Olympias），从而成为亚历山大的生父。该情节赋予亚历山大神秘而传奇的身世背景。第二部分叙述亚历山大的政治与军事生涯，包括腓力二世之死、亚历山大继位以及对波斯帝国的征服。第三部分逐渐进入奇幻叙事领域，包括寻找生命之水、潜入海底探索未知世界、天空之旅，以及半人马、亚马逊女战士和婆罗门“裸体哲学家”相遇的情节。在小说末尾，亚历山大在巴比伦遭毒杀身亡，遗体被运往埃及安葬，最后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十二座城市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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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睿亚历山大接受史指南》封面

安迪·沃霍尔画作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郭老师特别讨论了亚历山大的“帝王相”。根据现代学者研究，历史上真实的亚历山大外貌并不出众，但体格强健，气质坚毅。其颈部略微倾斜，给人向上凝视的印象，双眼则呈现异色，一蓝一棕。上述细节在古代史料中已有记载，但在《亚历山大传奇》中，帝王的形象被进一步神化。例如“贝塔系”诸版本中，亚历山大被描绘为拥有狮子般的毛发和蟒蛇般锐利的牙齿，具有更强烈的象征意味，加上埃及法老私生子的传闻，体现了小说叙事对历史人物的再创造过程。此外，郭老师还从接受史角度讨论了亚历山大形象在现代文化中的演变，例如二十世纪英国作家玛丽·瑞瑙特（Mary Renault）的小说三部曲、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画作和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的电影等。在印度电视剧《波罗斯》（Porus）中，亚历山大的远征故事被演绎为具有当地特色和民族色彩的历史故事。

在报告的第四部分，郭老师以《亚历山大传奇》开篇最具争议的情节为中心，展开个案分析，即“亚历山大之母是否无辜”。该问题牵涉到更为根本的理论与方法反思：该作究竟应当被理解成“埃及故事”，还是首先被视为一部“希腊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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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之母奥林匹亚丝

Roman medallion with Olympias and Thetis, Achilles’ Mother, AD 225–250, Museum of Thessaloniki

以下为《亚历山大传奇》的开篇情节：埃及末代法老内克塔内布二世精通魔法与占卜，在波斯大军压境之际逃离埃及，辗转来到马其顿。彼时，腓力二世与王后奥林匹亚丝关系疏离，长期为子嗣问题所困。内克塔内布借机以法师和解梦人的身份进入王廷，宣称阿蒙神将赐予神圣之子。随后，他又通过伪装与诱骗，使奥林匹亚丝相信自己与神灵相遇，最终使她怀孕，成为传奇叙事中亚历山大的真正生父。郭老师指出，这一故事本身处在“历史”与“小说”的边界之上，从严格史实角度看，它显然不可信，甚至存在明显的年代错误，但从小说叙事角度看，它却极为典型，充满了古代文学中常见的“床帷骗局”（bed trick）母题、异域法术、神谕预言与王室秘闻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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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法老内克塔内布二世

God Horus Protecting Nectanebo II, 360–343BC,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该情节在现代研究者中引发争论。当前较为流行的解读倾向，是将奥林匹亚丝理解为并非完全受骗，甚至在相当程度上知情和默许，视之为有罪的“合谋者”和“通奸者”。斯通曼（Richard Stoneman）和怀特马什（Tim Whitmarsh）持类似看法，认为小说中存在若干细节，暗示奥林匹亚丝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例如，在一些段落中，她似乎主动要求继续与阿蒙神“相会”，而在另外一些表述中，她对内克塔内布的诡计也不显得“无知”。但郭老师认为，这种读法有其敏锐之处，也与历史上奥林匹亚丝的强势形象相契合，但在相当程度上是现代情感伦理与小说阅读经验的投射。若仅仅依据少量细节就把奥林匹亚丝解释为类似《包法利夫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安娜·卡列尼娜》一类作品中的自觉越界女性，实际上会模糊古代文本独有的文体背景与叙事传统。换言之，既往解读看似富于现代性，实则是机械比附，将古希腊小说的人物套入近现代通奸叙事的框架之中。

郭老师特别强调了“文体问题”（literary genre）的重要性，他指出，古希腊没有今人所谓“novel”这一明确的文体概念，但已经存在大量关于虚构或半虚构散文叙事的表述，例如“historia”“diegema”“erotika”“plasma”等。《亚历山大传奇》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却首先是一部经过文学加工的散文叙事，既带有“历史演义”的性质，也明显承袭古希腊小说的悠久传统。正是在这一脉络下，研究者须重视古希腊小说的发展谱系。具体言之，古代西方爱情叙事并非一开始就以“男女平等”“两情相悦”为中心。根据康斯坦（David Konstan）等学者的研究，希腊早期爱情叙事往往“偏袒一方”，无论是宙斯对女性的诱拐，还是伊阿宋对美狄亚的始乱终弃，叙述重心通常不在双方关系的对称性与平等性上，而在一方欲望的实现。直到新喜剧和后来言情小说兴起之后，才逐渐形成更强调互惠、平等和相互满足的“性之对称”（sexual symmetry）叙事模式。这一变化显然具有“进步性”，也更接近现代人的爱情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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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y of Alexander into Babylon

Charles Le Brun

Musée du Louvre, Paris

但古希腊小说的发展并不是一条单线进步史。随着文人创作趣味的变化，晚期作品中又出现反拨，重新回到“偏袒一方”的叙事之中，尤其偏重男性视角，并将女性塑造成不知情、易受骗、甚至带有“傻白甜”特征的形象。《亚历山大传奇》中的奥林匹亚丝正应放在这样的小说谱系中理解。她并非现代意义上的“通奸女性”，而更接近古希腊小说中典型的、被男性叙事包围的女性形象。即便文本表面上设置了埃及的异域背景、法老与魔法等看似“东方化”的元素，核心叙事机制仍然高度希腊化。换言之，埃及法老只是外在包装，真正起支配作用的依然是传统希腊文人所熟悉的“偏袒型”爱情叙事。奥林匹亚丝之所以显得“单纯”“受骗”甚至“迟钝”，说明该作首先延续了古希腊小说关于女性与爱情的既有叙事模型。这一点在文本结尾也能得到印证。小说中，亚历山大误杀内克塔内布二世，而在得知真相之后，奥林匹亚丝依然表现出震惊、愧疚与遭受欺骗的情绪，并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归于对方法术和诡计的误导。郭老师认为，从整部作品的叙事结构来看，这一结尾已经相当清楚地限定了人物形象的解释方向：至少在作品自身的叙述层面，奥林匹亚丝被塑造成“受骗者”而非“主动共谋者”，即便中间存在若干暧昧细节，也不足以推翻这一总体印象。

故此，尽管《亚历山大传奇》融合了埃及故事、法老传说与异域想象，也确实在跨文化语境中遭到改塑与变形，但它首先是一部希腊小说，其最深层的叙事逻辑、人物塑造方式与爱情观念，依然属于古希腊文学传统内部的延续。职是之故，关于《亚历山大传奇》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埃及化”“东方化”这样博人眼球的标签上，而应兼顾希腊文化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强势地位。易言之，在跨文化语境中，研究者既要关注转化问题，也不可轻忽过往传统或“执拗的低音”。

在报告结尾，郭老师回到更为宏观的方法论层面，反思研究所涉及的跨文化问题。《亚历山大传奇》相关案例清楚地表明，跨文化研究必须同时关注“转化”（transformation）与“延续”（continuity）两个维度。跨文化传播固然带来新鲜叙事元素与文化想象，但变化并不意味着既有传统的消失。相反，在许多情况下，新的故事形式往往是在过往文化框架之中重新组合与再创造的结果。以《亚历山大传奇》开篇为例，作者在叙事层面吸纳了大量来自埃及乃至东方世界的文化素材，例如法老传说、床帷骗局以及魔法故事。但从叙事技巧和逻辑来看，该文本依然深植于古希腊文学传统。正是基于此种认识，西方学界才提出了“长希腊化时代”这一概念，用以解释希腊文化在古代西方世界的持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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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of Alexander the Great 4 - Alexander and Porus

Charles Le Brun

Musée du Louvre, Paris

郭老师进一步指出，“延续”并不意味着简单重复，文化传统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会经历创造性转化。《亚历山大传奇》将亚历山大描写为埃及法老私生子，正是典型案例。这个情节一方面借用了埃及历史与传说资源，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古希腊言情小说的基本叙事框架，从而形成既具有异域色彩、又保持既有文学传统的复杂文本形态。郭老师还指出，他在研究初期曾使用“多文化”（multicultural）概念，但这一术语往往带有明显的现代意涵，指同一社会内部多种文化的并存与包容。在《亚历山大传奇》的研究中，这一概念并不完全适用。相较而言，“cross-cultural”与“transcultural”两个术语更能准确描述相关现象。前者指彼此存在历史联系与互动的文化传统，例如古代希腊与埃及，后者则指彼此并无直接接触但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不同文明，例如古希腊与早期中国。

基于这一考虑，本研究采用了更为描述性的表达方式——“across cultures”，以覆盖“跨文化”（cross-cultural、transcultural）研究的不同维度与视角，更加全面地理解《亚历山大传奇》在不同语境中的传播与重构。就此而言，《亚历山大传奇》不仅是一部古代小说，也是超越文化与时代的文学经典，既展现多文明互动的转化过程，也可见文学传统在长时段历史中的延续性。

在随后的交流环节中，与会学者围绕《亚历山大传奇》的创作背景与读者群体、古希腊小说的叙事传统、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视角等方面展开讨论。

王楠、张书彬、文晗等老师关心《亚历山大传奇》的读者群体、传播形式与文化背景。郭子龙老师回应，从古代社会整体识字率较低的情况来看，《亚历山大传奇》的主要读者群体仍然是具有一定教育背景的文人阶层，未必面向普通民众。与此同时，这一文本在后来的传播过程中也出现了叙利亚文、波斯文和拉丁文等多种译本，也可能进入宫廷或王室文化圈。《亚历山大传奇》虽然吸收了大量民间传说与奇幻元素，但这种“民间性”并不必然意味着读者来自社会底层。相反，在古代文学传统中，文人往往会吸收民间叙事资源进行再创造。例如罗马帝国时期作家琉善（Lucian）曾写作带有世俗趣味的《妓女对话》等作品，中国文学史也有《子不语》《金瓶梅》等文本，其内容或可被称作“俗”，但创作与阅读还是发生在识文断字的文人圈子中。因此，从传播机制来看，《亚历山大传奇》很可能是文人内部流传，同时又吸纳民间叙事传统的文学作品。

关于《亚历山大传奇》的创作背景，郭老师补充，它很可能与“第二次智者时代”（Second Sophistic）有关，复兴古典传统本身即是目的。在罗马帝国治下，希腊城邦原有的公共政治生活发生改变，修辞教育与公共辩论逐渐失去原有功能。在此种背景下，许多希腊文人转向文学创作。《亚历山大传奇》的层累叙事也可能是这一语境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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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ttle of Alexander at Issus

Albrecht Altdorfer

Alte Pinakothek, Munich

徐斌老师询问古希腊文学从以悲剧为主的传统逐渐转向以爱情叙事为核心的小说形式，大致发生在哪个时期？郭老师认为，这一变化大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的新喜剧（New Comedy）。随着雅典民主制度的衰落，古典时代的严肃政治氛围式微，戏剧与文学更多关注家庭与日常生活题材，最典型的便是围绕男女恋爱与婚姻展开的叙事模式。这一叙事传统后来被罗马文学继承，也进一步发展为古希腊言情小说传统。

魏文老师的提问关注以《亚历山大传奇》为代表的叙事模式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的影响。郭老师指出，古希腊与罗马经典属于西方“古典”传统，但在进入中世纪之后，仍然通过不同语言的译本对欧洲各地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比如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古代故事母题仍然被不断改写和再利用。在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就可以读到与古希腊小说传统相似的故事元素，后来的欧洲文学家（如拜伦）也持续引用和改编。与此同时，在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耶稣会传教士在翻译和传播西方故事时，也常将希腊罗马传统中的某些内容改造为基督教叙事，甚至借助中国儒家经典话语进行阐释，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移用现象。总而言之，传奇叙事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方式参与到知识生产与文化想象之中。

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人类学、民族学教授、本期邀访学者马力罗（Roberto Malighetti）老师指出，郭老师的报告在文本细读与学术文献对话方面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使他联想到人类学与比较研究中的民族志方法，即通过跨越不同文化传统进行比较，从而提出新的问题与解释框架。文学文本不仅通过想象重构历史现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方式。此外，马力罗老师还注意到，郭老师将现代性与传统、延续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互补性结构，而非简单的对立关系，这种思路在一定程度上与“全球化”“文化杂糅”等理论相呼应。比较研究方法不仅具有分析价值，也能够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提出新的研究问题。郭老师回应，自己在研究中更多将“全球化”等视为一种描述性术语与工作术语，并未建立严格的方法论框架。自己的研究仍然是文献学（philological）工作，更关注文本及其历史语境，较少从宏观理论角度展开系统论证。借用“世界文献学”（world philology）这一概念来说，研究者不仅通过文献理解“文本”（text）本身，也尝试理解更广阔的“世界”（world）图景。未来如果能结合民族志等研究视角，或许可以为《亚历山大传奇》的跨文化研究提供全新解释路径，非常期待在今后的学术交流中深入讨论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