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伊始，李老师分享了儒佛关系问题的研究背景：发生于唐宋时期的儒佛之辩与宋明理学兴起，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首次面对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外来文化，促成了儒学的自我更新和重建，是中华文明在创新性发展中逐步吸收、接纳并转化外来文化最典型的案例。佛教自传入中国就一直伴随着与本土思想的论辩，横向来看，这是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纵向来看，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接受佛教并最终吸收其成为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又是一个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面对佛教传入所带来的宇宙观、心性论、思维方法等挑战，儒家并未采取简单的排斥或全盘接受，而是通过唐宋之际持续的思想对话与理论争鸣，激发了自身理论体系的重构与升华，并最终形成了宋明理学这一儒学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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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笑老师为李春颖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

目前国内国际学术界关于宋代儒佛关系的研究成果丰硕，但观点存在很多分歧和争议，如何准确把握理学与佛教的关系，仍是重点且困难的学术问题。一方面宋明理学家普遍以强烈态度批判佛教，对佛学思想虽有吸收，但大都严守儒佛疆界；另一方面，从古至今都有学者指出宋明理学深受禅宗影响，近现代以来日本与国际汉学界的研究中，广泛存在“宋明理学脱胎于佛教”“朱子学深受圭峰宗密影响”等观点。这种评价上的高度分裂，构成了当前儒佛关系研究中非常值得进行再审思的问题。

李老师进一步从学术史角度梳理了不同研究传统对儒佛关系的理解路径。从儒家立场看，儒门以辟佛为主流，以排佛来辅翼儒学复兴，划清儒佛界限，挺立儒家价值。从佛教立场看，尤其是禅宗传统，则常将儒佛交涉的理学人物纳入自身思想谱系之中，强调心性论与修行方法上的连续性。近代以来，胡适在研究并整理敦煌文献时突出了神会及荷泽宗的重要性，可以说敦煌文献的出土使得北宗禅的重要性重新进入学术视野，也深刻影响了现代国际禅学研究的整体格局。日本及英文学界多从敦煌学研究禅宗思想，注重隋唐佛学的真实历史状况，并将以南禅为主体的禅宗史作为思想及学派建构而非真实历史。这样就突显出了神会、圭峰宗密等人的思想及其在禅宗史中的重要地位。基于这一学术传统，日本学术界多强调宋明理学在方法论、问题意识、尤其是心性论层面对佛教的吸收，特别是朱子学对圭峰宗密思想的继承。基于不同的学术传统、文献资料和文化立场，中文学界更注重儒佛在根本立场上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儒佛之间重要概念的辨析，强调儒佛之间推斥互纳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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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手稿《维摩诘经卷下》（局部）

唐宋儒佛关系中，不仅因为理学自身的兴起、发展、完善而产生儒佛之辨场域和核心问题的变化。唐至宋代，禅宗自身的发展变化，也影响了儒佛之间的关系。唐代禅门中具有具体语境与现实针对性的问答，在宋代逐渐被抽离原有情境，固化为可反复参究的“公案”，并发展出文字禅、看话禅等制度化修行方式。原本依赖师生即时互动的修行实践，被转化为高度形式化、符号化的参究对象，这一变化不仅重塑了禅宗自身的修行形态，也深刻影响了宋代士大夫对禅宗的理解与接受方式。宋代理学家面对的并非全部的佛教宗派及其典籍，而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禅宗，更进一步是宋代禅宗普遍流行的公案，即文字禅和看话禅等。因此，宋代理学家辟佛时，主要针对的是禅宗思想，并透过宋代的禅学去理解并批判佛学思想。

儒家与佛教之间的根本分析，并不只是修行方法或话语风格的差异，而集中体现在对现实世界与最高本体关系的根本理解上，这是儒佛之辨的“第一义”。儒佛之辨的 “第一义”, 既包括如何在本体层面理解现实世界, 也表现在由用达体, 揭示众生如何在日用伦常中体证本体。佛教以最高本体的绝对性, 否定本体之外一切客体的自性。佛教以“空”为最高本体，认为一切有为法皆无自性，修行的目标在于通过破除我执与法执，否定对象性世界及主体自我的实在性，从而证悟清净无垢的真如佛性。在这一理论框架中，现实世界最终需要被超越乃至消解，解脱的完成以对现实秩序的否定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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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五代十国］石恪《二祖调心图》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与此不同，儒家思想始终立足于对现实世界的肯认。儒家认为，天理并非超离现实世界而存在的抽象原则，而是内在于事事物物及其有序运行之中，日用伦常与社会秩序正是天理流行的具体体现。修养工夫并非通过否定现实、抽离现实来实现超越，而是通过格物致知，在一事一物、万事万物之中体认其所以然之理与所当然之则，由现实而通达本体。正是在是否承认一个超越个体心识之上的“实理”这一问题上，儒佛之间形成了根本且不可化约的分野。宋代理学家之所以在理论体系逐渐成熟之后，对佛教展开更为深入而系统的批判，并非出于简单的排斥心理，而是源于双方在处理现实世界与终极关怀关系时所做出的根本不同选择。佛教以“空”回应生死与苦的问题，而儒家则以“实理”奠基现实世界的意义结构；前者通过否定来达致超越，后者则通过肯认现实世界的秩序与价值来实现超越。在这一意义上，儒佛之争的“第一义”，既关乎如何理解现实世界的存在方式，也关乎个体如何在日用伦常中体证最高本体。

李老师最后强调，重新审视唐宋之际的儒佛关系，有助于我们超越“影响—被影响”的线性解释模式，从整体思想结构与问题意识出发，理解儒佛两家在同一历史语境中所展开的深层对话与分歧。正是通过这一持续而复杂的思想张力，宋代理学逐步完成了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并在中国思想史上确立了独特而持久的思想形态。

随后，在讨论环节中，与会学者围绕唐宋之际儒佛关系、禅宗思想史定位及方法论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交流。

雷闻老师结合自身唐代宗教史研究经验指出，阅读禅宗文献在方法上本身存在较大困难，许多语录、公案脱离具体语境后已难以为现代研究者准确把握。他以神会为例，强调神会在禅宗史上的重要性并不主要体现在理论原创性上，而在于其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行动能力与政治判断。雷老师详细补充了神会在安史之乱前后与朔方军、郭子仪之间的关系，指出南宗最终战胜北宗并非单纯义理之争的结果，而是深度嵌入唐代政治格局变化之中的历史产物，由此强调在评价唐代禅宗人物时，应充分考虑政治、军事与宗教互动的现实背景。在此基础上，雷老师进一步从“三教论衡”的历史语境出发，指出唐代讨论儒佛关系时不宜仅以韩愈及禅宗为中心，而应将问题放回更广阔的三教互动框架之中。他提醒，现存材料多由佛教方面保存下来，容易造成研究视角的偏向，而儒家在三教论衡中的真实位置反而长期被忽视。雷老师特别提到白居易作为儒者参与三教讨论的案例，认为其留下的相关文字材料对于理解唐代儒佛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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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堂刊本《说岳全传》

随后，与会学者围绕“三教”问题展开延伸讨论。倪湛舸老师指出道教在本次报告讨论中相对隐身，她进一步从文学与民间信仰角度提出“小说教”的概念，借助《说岳全传》中张九成、岳飞等形象的塑造，指出在民间宗教与叙事传统中，儒佛道往往呈现出高度融合的形态，与思想史层面精英话语中的儒佛分殊形成鲜明对照。相关讨论还延伸至钱大昕对“小说教”的批评，以及明清时期民间三教合一观念的普及问题。

此外，多位学者提出禅宗中的“呼唤”“棒喝”与阿尔都塞所说的主体召唤机制在形式上存在某种相似性，并由此引出关于主体性建构问题的跨文化比较。现代意识形态理论中对主体生成的分析，与禅宗关于当下觉悟的言说虽有相似之处，但二者在对现实世界与社会秩序的态度上存在根本差异。

围绕这一问题，舒炜老师从儒家立场出发，强调儒家所理解的主体始终是在家庭伦理与社会关系网络中生成的主体，与禅宗侧重内在觉悟的路径存在本质不同。他指出，如何在儒佛之辨中处理“父母—家庭—伦理”这一根本经验，是理解儒家现实肯认立场的关键。李老师在回应中进一步从禅宗内部差异出发，区分了北宗、南宗以及石头系、马祖系对人性与佛性的不同理解方式，并强调儒家自我观念始终以天地万物与人伦秩序为依归，而非单一的心性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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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颖老师在报告会上

黄京老师还就禅宗与华严宗、真言宗等宗派的关系，禅宗制度化在唐宋变革中的历史节点，以及禅宗兴起对佛教整体经典体系与佛学发展的影响等问题与李老师进行了探讨。李老师指出，禅宗的兴起标志着佛教中国化在思想与实践层面的真正完成，其“不立文字”的立场深刻改变了佛教对经典与翻译的态度，并推动了从师徒问答、公案到文字禅、看话禅的历史演变。她同时强调，这一变化与唐宋制度、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密切相关。

此外，多位老师从中西哲学比较、艺术史与社会史等角度推进讨论。张浩军老师将佛性问题与柏拉图、笛卡尔、黑格尔、胡塞尔等西方哲学家的意识理论相对照，认为禅宗关于“见山不是山”的讨论与西方哲学中的否定辩证法、现象学还原存在可比较之处。对此，李老师回应指出，佛教与西方哲学在对“真理”的理解上存在根本差异，佛教并不试图在虚幻现象背后重新建构一个可供安立世界的真理基础，而是通过彻底破除执着来认识到万事万物并无自性。

最后，李春颖老师感谢与会诸位老师从历史、理论与方法论层面对报告所作的补充与批评，表示相关讨论进一步凸显了唐宋之际儒佛关系问题的复杂性，也提示今后研究需在思想史分析之外，更加重视社会结构、政治背景及文化实践层面的多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