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伊始，孙学堂老师简要介绍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与学术成果，接着转入本次报告会的主题：明代弘治、正德复古思潮的文学史层累与还原研究。主要观点是：弘正年间并不存在一个“七子”文学集团，“前七子复古派”是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层累形成的。厘清“前七子复古派”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由“原发”到“层累”的过程，是明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孙老师首先从结社、阵营、人数等多个角度做了“前七子”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介绍郭绍虞、李玉栓、简锦松、白润德（Daniel Bryant）、师海军、陈国球、黄卓越、叶晔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判断学界实际上已经完成对“前七子复古派”的解构工作，进一步的研究应当是细致考察“前七子”这一概念的“层累”建构过程。

▴

孙学堂老师在报告中

接着，孙老师分享“康海落职”的相关叙述对于“前七子”的初步塑造。正德三年（1508），康海在母亲去世时拟将之与父合葬，未按翰林惯例请内阁重臣李东阳等撰写碑传志铭，而是自撰行状并邀李梦阳等人作碑传志铭，而后汇刻为《康长公世行叙述》分送馆阁诸公，由此得罪李东阳（下文简称“康长公行述事件”）；正德五年（1510），刘瑾伏诛，李东阳仍任内阁首辅，康海因曾为营救李梦阳不得已拜谒刘瑾而被视为“瑾党”受到弹劾，被削职为民。学界普遍认为，“康长公行述事件”标志着从“复古派”依附“茶陵派”到两派交恶或决裂的关键转折。然而，当时并无“七子”集团和清晰的“复古派”阵营，康海既不是“复古派”的代表，也不是“前七子”的领袖，将此事件视为两个文学派系交恶或决裂的标志显然不妥。最早从文学派系斗争角度解读该事件的是王九思、张治道和李开先，他们认为康海、李梦阳等人和李东阳早就存在文学观念上的矛盾，“康长公行述事件”是这一矛盾激化的产物，康海落职的原因是在文学上标异于李东阳而遭其嫉恨（下文简称“因文遭嫉”说）。孙老师认为这种解读并不可靠，康海对李东阳的不满，始于正德初年刘瑾乱政、李东阳任内阁首辅之后，而非始于弘治末年；因此，“康长公行述事件”的主要矛盾，在于康海对于刘瑾乱政期间李东阳等内阁辅臣为人和为政的不满，并非文风和文学观念上的差异；而且，该事件属于康海的个体行为，只不过得到李梦阳、王九思、段炅三人支持，与后世所谓“前七子”中的何景明、边贡、徐祯卿、王廷相四人没有关系。可以作为辅证的是，康海早年并不以诗人和文章家自居，在主观上并无借文学显扬的意图，其诗文在后世获得的肯定主要体现在经世层面而非艺术价值，如此“因文遭嫉”说便颇值得怀疑。不过，康海晚年长期闲居，经世理想落空，其自我认同多少有所转变，部分接受了以文章名世这一事实，其嘉靖十一年（1532）所撰《渼陂集序》已经把自己定位于和李梦阳、何景明、边贡一样的“反古俗而变流靡”的文章之杰了。而这一点被王九思等人抓住并演化出“因文遭嫉”说，建构出“复古派”与李东阳在文学观念上的矛盾。

▴

康海《渼陂集序》

那么，王九思为什么要提出“因文遭嫉”说呢？孙老师接着分析了王九思“易习”（改变文风）与谪官问题的相关叙述及其对“前七子复古派”的塑造作用。据王九思、张治道、李开先等人的叙述，王九思早年追随李东阳“靡丽”“萎弱”或说“清新流丽”的诗风，受到李东阳赏识，留为翰林院庶吉士；弘治十五年（1502）后，王九思在康海、李梦阳等人的引导下诗风有所转变，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遭到李东阳的衔恨。这样的叙述使得后人普遍将王九思“易习”视为从李东阳文风影响下挣脱出来的过程，是由“茶陵派”向“复古派”的转变。孙老师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其一，李东阳的诗风多样，“清新流丽”只是一个侧面；其二，王九思的诗风转变并不彻底，“清新流丽”的风格一直存在；其三，“上有三老，下有三讨”，被张治道、李开先视为王九思追随李东阳诗风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但这种评价一直延续到弘治十八年（1505），已经是“易习”之后，故张、李之说并不准确。李开先关于王九思“易习”的书写，不但夸大了“复古派”与李东阳的差异，而且夸大了王九思“易习”后的文学成就和声望；由此更进一步，他明确提出李东阳因此“蓄怒待时而发”，建构了“王九思易习——李东阳蓄怒”的叙述逻辑。李开先为何要做出这一不合事实的叙述呢？这与王九思谪官问题有关。正德四年（1509）王九思被调出翰林，这本是刘瑾对众多翰林院官员的群体性打击，却被王九思说成是自己与刘瑾发生的正面冲突，李开先甚至说其他人是受王九思的牵连；随后王九思被调入吏部，一年之内连续获得两次升迁，这本是受到刘瑾党羽、吏部尚书张彩等人的关照，李开先却称张彩将王九思调入吏部的目的是“将以凌之”。从王九思、李开先的叙述来看，具有以“刚正不阿”装点门面、与“瑾党”划清界限的意图，遮蔽了王九思曾受惠于“瑾党”之事实。刘瑾伏诛以后，王九思未能官复翰林旧职，反而被贬寿州，从他受惠于“瑾党”的实际来看，其实并不冤枉；但王九思却将之视为首辅李东阳的“滥罚”，李开先进一步提出“王九思易习—李东阳蓄怒”说，将之归因于李东阳对王九思“易习”的衔恨。如果说李东阳对王九思确有衔恨，其原因也并非诗文“易习”，而是后者在“康长公行述事件”中接受了康海的撰文之请，这一行为实有“背恩”之嫌。王九思落职后对李东阳心怀怨望，一面极力为自己辩白，一面又屡屡诋毁李东阳，夸大后者在刘瑾乱政期间的“恶行”，处处要与之“划清界限”；然而，因无法抹煞弘治时期追随李东阳文风的事实，他于是提出诗文“易习”之说来为自己洗脱，并借康海落职事件，建构了李东阳与“复古派”矛盾斗争的“事实”。张治道、李开先站在王九思的立场，将两派文学观念斗争的性质勾勒得更为清晰，却脱离了当时的政治语境，偏离了事实真相。王九思、张治道、李开先等人的追叙，完成了“前七子复古派”的初步塑造。

▴

王九思（1468年－1551年），字敬夫，号渼陂

弘治九年（1496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历任吏部文选主事、郎中，“前七子”核心成员

最后，孙老师分析了明末“前后七子”并称现象，尤其是钱谦益《列朝诗集》对于塑造“前七子”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王九思、张治道、李开先等人对于“弘德七子”的追叙，在嘉靖、万历年间影响有限；“前后七子”并称始于明末，流行于清初，钱谦益是关键推动者。从历史选择的偶然性来看，钱谦益《列朝诗集》关于“弘治七子”的说法，可以肯定是来自康海、王九思、张治道、李开先诸人，并以此为基础予以加工改造；从必然性来看，明末党社运动活跃、标榜风气严重，人们回看弘正时期文坛状况，最容易接受具有党社或集团色彩的描述，而王九思、李开先、张治道的记载最符合当时人们的期待。钱谦益基于推崇李东阳、反对复古模拟的文学立场，系统性地重塑了“前七子”的形象：其一，重塑“前七子”的派系关系：把历史上本不清晰的“复古派”与“茶陵派”分野勾勒得轮廓鲜明；批评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反对以李东阳为代表的台阁体，斫削“太和元气”。其二，重塑“前七子”的派系特征：将时代距离较近、他更熟悉的“后七子”的特点（弊病）投射到“前七子”上，认为“前后七子”皆“摹拟剽贼”、缺乏个人面目，皆相互标榜、猎取当世声名。其三，把“不读唐以后书”之说明确归于李梦阳名下。钱谦益的观点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看法虽与史实多有不符，但因其权威地位，多被《明史》《四库全书总目》等官方典籍采纳，从而深刻塑造了后世对明代文学史的认知，许多说法成为至今流传的“文学史常识”。孙老师指出，学术史上的大专家，常常把存在问题的看法转变为后来公认的“知识”；我们应当对已成“定论”的文学史常识保持警惕，把存在疑点的“知识”重新提炼成问题。

整场报告内容充实，结构严谨，孙学堂老师如抽丝剥茧般深入剖析了“前七子”在文学史叙述上的层累构建过程，从而还原了历史原本的复杂性，并引出对于文学史“知识”应当保持审慎态度的反思。随后，与会学者围绕孙老师的报告，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就诸多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

▴

 《列朝诗集》申酉戌亥 八十一卷 [清] 钱谦益辑

清顺治九年毛晋刻本

舒炜、倪湛舸、范晔等老师关注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独特性，孙老师认为，文学思想史研究的长处在于打通创作与理论，将作品中蕴含的文学思想纳入考察范围，对于前人的研究视野有所突破，是有别于纯文学研究的另一种研究范式；自己对于“前后七子”的研究没有局限于文学本身，而更加注重考察文人士大夫的历史境遇与心路历程。王璞、郑泽绵等老师关心明代文学文献的基本面貌，以及面对早期史料中可能存在的不可靠应当如何取舍，孙老师回应，明代史料极为丰富，需要审慎使用，如考察人物生平，应当采用行状、墓碑、传记等早期材料，正史材料因其晚出、简略乃至受制于官方意识形态等缺陷，使用时应当尤其谨慎。早期史料同样可能存在立场，需要仔细选择，多方印证，好在史料的丰富性提供了比对的空间。

王利平老师表达了对文学研究中“结社”“流派”“集团”等社会学概念的关注，并询问这种文学社群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内部纽带。孙老师认为，文学集团（如“后七子”）至少需要具备共同的活动、明确的主张与相近的风格；而文学流派（如“茶陵派”）的界定更为宽泛，争议也会更多，主要依据风格或主张的相近性，即便这种关联可能是后人建构的结果。宁晓萌老师从历史意义的动态生成角度分享，“前七子”概念的建构存在从空白到塑造乃至不断丰富的过程，这其中每一个过程（包括源头的空白）都是有意义的，而且意义是在不断被丰富的。孙老师补充，在“前七子”概念的历史层累与意义增殖的同时，同样会导致概念的一体化和标签化，反而遮蔽了历史原本的复杂性；自清人评论到现当代的文学史叙述中，“前七子”都是作为与“后七子”并列的概念来论述，本身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丧失了其独特性。对“前七子”的层累与还原研究，正是要尝试恢复历史原本的复杂性与丰富性，避免简单化与标签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