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引言，张学智老师简要介绍了新著《王夫之的经学世界》以及去年年底出版的《王夫之的易学世界》的写作缘起（两书实是一个整体）。张老师回顾道，自从完成《明代哲学史》的研究以后，就将目光投注到明清嬗变之际，思考船山的历史贡献，至今已有二十余载。张老师指出，明亡之际，船山忧心儒家传统文化行将不保，以书生之躯担起文化传承的使命，树立正大、刚健、笃实的文化基调。因之，船山以经学与理学相结合，兼采前者的知识广博、经世致用和后者的思想深刻、价值关怀，希望将其共同熔铸到未来的中国文化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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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智老师做引言

考虑到既往研究对船山经学思想的关注不足，张老师便由此切入，展开探索。张老师先后开设了《周易外传》《周易内传》等课程。其中，《外传》写于明亡不久，文字晦涩，用典颇多，哲学思想不易彰显；而《内传》是船山晚年之作，采用原原本本的注经体，重要解《易》原理如“四圣一揆”“乾坤并建”“占学一理”“彖爻一致”等都在《内传发例》中纲举目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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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智著《王夫之的经学世界》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

张老师指出，船山因应各经的不同题材，有时“我注六经”（如《周易内传》），更多时候“六经注我”。在《春秋》方面，船山特别重视夷夏之防，思考中国文化面对异族入侵何以自处。在《诗经》方面，船山通过观察各个国风的文化色彩，剖判地缘政治的不同特点；同时，主张诗是用来抒发人之性情的，从而严守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尚书》方面，船山对明朝政治文化加以反省，以一刚一柔概括其特点，着力批评严刑峻法以及两京、宵小、叛臣等政弊。

“四书”方面，张老师主要讨论了船山对《孟子》《大学》的阐发。张老师强调，船山不仅阐发儒家经典，而且对《老子》《庄子》以及佛教等都有精湛的研究，以求“入其垒，袭其辎”（《老子衍》），吸收各种学养为未来的中国文化所用。而在各部经典中，船山对《周易》的诠释是最系统、最深入的，以强大的学力将其贯通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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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遗书》中的王夫之先生遗像

与谈环节，杨立华老师将船山作品的阅读难度称为“中国哲学经典里的天花板”，其思想表达的曲折细密可谓空前。其所谓“六经责我开生面”，表达出主动性背后的被动性，即受到某种强大的精神召唤，要打破陈陈相因，揭开新的局面。船山将经学和理学交织在一起，不过其在理学上无明确师承，主要依靠自身体贴，因此提问方式与传统理学不同。

杨老师表达了对张老师的由衷敬仰，赞叹其学术创造力。同时，杨老师就“理一分殊”的思想结构提问：船山对各经的阐发看起来是“分殊”，背后是否存在“理一”？从写作安排和体量上推测，张老师似是将《周易》作为王夫之统摄六经的基础；若然，《易》的义理如何贯通对其他经典的阐发？

郑开老师表示，张老师《中国哲学概论》和关于王夫之的两部大作陆续出版，掷地有声，对大家是很大的鞭策。船山的经典研究宏阔而深湛，范围涵括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历史著作等等，且对老庄和佛教也有别树一帜的解释。这些研究措意于经典的辨析，通过和前人对话来讲出新意，体现了学术的前进规律。而船山研究在北大传统中源远流长，张老师和船山对话、和研究传统对话，沿此道路开拓了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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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船山遗书

湖南省博物院藏

郑老师认为，船山着力阐发张载的“气”，或是因其格外注重实的方面，反对虚无缥缈的思想倾向；“气”的概念在思想史上始终具有“实”（质料）的意义。张老师两著的启发性在于，船山在讲“气”的同时，还特别重视“诚”，而且是通过“神”“化”等体现“气”的运动规律的语词来讨论“诚”（参见《王夫之的易学世界》第七章“太和中的诚与变合”）。郑老师最后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船山在深厚的理学背景下开展独立思考，虽然采取了经典解释的形式，但其动机是否包含了对过去的理学（特别是心学）的拨正？第二，船山的“诚不息，神无间，尽诚合神，纯于至善，而德盛化神，无不成矣”（《张子正蒙注》）等表达，是否暗示了“诚”与“成”的思想联系？

吴飞老师指出，张老师贯穿两部书的脉络，不只是经学和理学的学术线索，还有对明朝的政治以及精神气质的总体反思。相比顾亭林、黄梨洲等，船山作为明遗民对清朝的拒绝更加严正，从而面对了更加尖锐的矛盾，即：虽然坚持一种为未来文化奠基的守先待后的情结，但是未来文化又要通过其所拒绝的时代得以真正继承和展开。

随后，吴老师向张老师提了三个问题：其一，如果打破各经之间的界限，能否将船山对类似问题（如性情、天人等）的讨论统一起来？如何理解各经的阐发在同一问题上的相互配合？其二，在天人关系上，学者陈赟曾论证船山所谓天不是“天之天”，而是“人之天”，即人讲出来的天；而张老师在书中提到，天道自然显现于人，人以天道为法则，是否不同意陈赟的判断？第三，船山将宋代濮议中欧阳修的态度和明代大礼议中张璁、桂萼的奉迎态度相提并论，与许多清人的观点不同，后者给予了濮议及欧阳修相对积极的评价；如何看待这种差别及相关讨论对清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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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清同治四年曾氏金陵刊本

丁四新老师指出，国内的船山学研究大致分为三系：一是熊十力以及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港台学者，属于传统文化的保守派，曾昭旭的船山哲学研究亦属此系；二是启蒙派，包括梁启超以及萧萐父等马克思主义学者；三是冯友兰、张岱年、陈来以及张学智老师等清华—北大系，摆脱了以前过于偏向启蒙与革命的解读模式，按照宋明理学的内在理路来重新定位船山哲学。对于张老师的研究的突出特点，丁老师条举几点：第一，是迄今为止最大、最全的船山学研究；第二，充分展示了熊十力所概括的“尊生、明有、主动、率性”（《十力语要·重印周易变通解序》）等船山哲学的特质与贡献；第三，发现了船山通过“物本论”实现对理学的新推进；第四，着力叙写了宋明理学对价值和人格理想的重视；第五，彰显了时代性，即船山思想发生的特定背景以及延续“神州慧命”文化血脉的责任意识。

进而，丁老师提出了三个问题：其一，面对船山哲学，如何处理两种不同的解读立场，即宋明理学的内在理路和启蒙的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其二，张老师略过了乾嘉以来的经学成果，直接面对船山本人的思想；然而船山的一些重要观点如“性日生日成”恰恰是以“伪经”为依据的，是否符合先秦儒家的本意？其三，期望张老师就船山哲学做出更加详尽的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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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宋论》手稿

湖南博物院藏

陈明老师指出，不同于许多研究基于学者自身的哲学理解或征用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作为参照来重构船山的哲学系统，张老师的研究则试图回到中华文明自身的学术思想传统，从经学的角度亦即船山所谓“六经责我开生面”自身抉择的学术取径，来考察他的哲学建构与理论贡献。张老师以易学作为船山哲学系统的统摄，与船山晚年对于自身学术架构的整体理解具有一致性。

陈老师谈到，透过张老师的研究，我们看到船山身处文明危机的历史时刻，以他对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将义理之学、经学、史学、辞章之学打通，重构了一种新的儒学典范。船山的经学著作，并非仅仅是回返探求经典的本义，或从经典中去寻找能够直接取用以解决时代问题的制度理想型，或是从经典中抽绎出一种抽象的价值理念来评判一切历史。与之不同，船山的经典诠释，则是从他省思明亡原因所见出的时代问题出发，重新考察经典中蕴含的文明本源性价值，如何导引中华文明的历史展开，并从不同时代的圣贤君子如何经由对文明历史经验、人性经验的反省与学术思想传统的检讨，持续以创造性的方式回应解答时代问题的努力中，汲取历史与实践的智慧。因此，船山的经典诠释与时代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话关系。在此意义上，船山的思想极具当代性，所谓“六经责我开生面”背后的指向其实是“中华文明责我开生面”。因此，船山的学术思想与哲学创见，对于我们今天面对新的历史变局，如何从文明大本大源的价值关切与历史文明经验、学术思想传统的贯通理解中，开出中国文化未来新的可能，仍具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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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于湘西草堂中堂的楹联

林月惠老师回顾了张老师与中研院文哲所的学术情谊，进而就新著分享了三点想法：第一，张老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蓄积和酝酿，字字句句都是心血的呈现；第二，中国的学术传统或儒学传统从孔子“述而不作”开始，就是在经典诠释中阐发哲学思考以及对时代的关怀批判；张老师做出了“返本”的极好示范，通过文本细读实现了对哲学家的“客观理解”。第三，所谓“开新”不是一个抽象的普遍命题，而是“即事言理”的过程，回到历史脉络之中，在切近当代问题的方面做出重构；张老师为此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未来我们从船山的内在思想世界再向前迈进，也就是向张老师致敬。

接着，林老师分享了一个自己长期思考的疑问，即：经学在传统中国作为经世致用之学，是一个笼罩着学问、政治、文化与社会的枢纽，然而在现代学科建制中却无所安顿。当前，经学要掘发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如今是否依然要通过疏解经典的方式来思考未来？

活动最后，张老师对以上问题做出总体回应。首先，船山是一位哲学家。时局动荡，兵祸四起，船山虽有遍注六经的学力，却无悠悠著书的条件；其旨在借六经来讨论当时的现实问题，探求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精神如何延续下去而不中断，常常不在于原原本本的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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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琠绘《王船山先生栖伏图》

湖南博物院藏

同时，船山的诠释一定建立在文本基础之上，目的是对语录之学进行纠偏。理学的语录之学将天人性命等儒学根本问题单独提出，从而做出了更加深入的讨论，却有脱离经典母体之嫌；船山要恢复其母体，在坚持理学之价值的基础上，用经学之知识来补正。

其次，就易学来说，船山义理和象数并重，用象数来说明义理，用义理来括象数，而在象数中象和数互相倚靠，所谓“象数相倚”；张老师早先的论文没有关于象数的专论，但在《王夫之的经学世界》一书中特别补充了象数部分。在卦序问题上，船山之所以说“《序卦》非圣人之书”（《周易外传》），是因为其主张体用并立，体用没有时间差别，只不过是看问题的两种视角——体，总体而观；用，个体而观。就“十翼”而言，船山去掉《序卦传》，又将《大象传》单独提出，补足十之数；张老师认为，《大象传》实际上体现了儒家的美德伦理学或规范伦理学，每一卦就是人格总体养成的具体规范。

复次，“诚”与“成”的关联源于船山对《周易》的继承。《周易》既讲“乾道变化”“大德敦化”，又讲“各正性命”“小德川流”；前者是体，总是表现后者，后者是用，必须在前者中实现。与此相关，张老师谈到对心学特别是牟宗三的吸收，主张“至诚无息”是一个“既存有又活动”的东西，其在活动中成就个体，也就是“无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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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周易内传》书影

复次，相应于保存文明传统和接续圣王之意的宗旨，船山作为护礼派，认为继统是经，尊亲是权；以义为最高，以孝服从义。

复次，船山不区分今古文，所见的《尚书》是二者合一的定本。就此而言，船山与典型的经学家不同，旨在解决时代问题，只要适合引申发挥，无论今文古文。

复次，侯外庐“启蒙”说法的提出具有时代性，指的是启宋明理学之蒙。然而随着文化保守主义的逐渐确立，我们不再一味否定宋明理学，而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一条不绝如缕的统系。

最后，《易》之所以是统摄，是因为《易》对形上学讲得最充分。两书的核心始终是形上学，由此展开对各经的阐释以及和时代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