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张静芬老师介绍，语言作为一套特殊的符号系统，包含语音、词汇、语法三个子系统，三者之间彼此存在竞争关系。严格来说，文字并非语言系统的内部子系统，而是用来记录语言的另一套符号系统。语言形式包括音、形、义，从演化语言学视角来看，语言如同生物物种，在使用中不断发生变异、展开竞争，并被选择。那么，这种选择背后有什么考量？那些看似细微的语言选择，最终又会勾勒出怎样的演化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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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彤老师为张静芬老师颁发未名学者讲座海报

随后，张静芬老师讲述了第一个故事——九江粤方言声母“攻防战”。广东佛山九江镇粤方言隶属于粤语广府片，但其语音特征与典型广府片存在差异：流摄、臻摄、深摄开口三等见系字，今读为齿龈音/ts tsh/，而非软腭音/k kh/。陈卫强等（2016、2023）认为，这一特殊语音现象，是九江粤方言中留存的勾漏片语音层体现。目前，该方言正在经历从齿龈音/ts tsh/到软腭音/k kh/的音变过程。如何捕捉一场正在进行中的音变呢？她提出，观察音变不仅要聆听母语者的日常口语表达，更要观察其在不同心理戒备状态下的言语表现。说话者的语言风格会随自身对言语表达的关注程度，产生可预测的系统性变化，这一现象即为“语体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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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

图源：新华社

对此，张静芬老师联合团队开展了一项调查：选取了11个符合音变条件且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词，为每个词设计2个句子，作为负载句部分出现，最低程度降低被试对其的关注度。每句重复2遍；将11个目标词以随机顺序通过幻灯片呈现给被试者，每个词同步重复2遍，进而收集到用于分析的词项（token）。后期分析关注被试者在看图说话与读词任务中，目标词声母读成ts类音和k类音的分布差异。调查的对象为60位九江粤方言母语者，其中男性40人、女性20人，年龄均匀分布在19至80岁之间。调查共获取有效语音数据3908个，其中看图说话任务产生2588个数据，读词表任务产生1320个数据。研究还同步开展了社会因素调查，对年龄、学历、性别等传统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量化处理。数据处理阶段，将每位发音人每个目标字的发音映射为数值：声母读为ts类音编码为0，读为k类音编码为1；分别对两项任务中无空值读音进行求和并除以总字频，得到可用于人际比较的比例指标，即“音变趋势”值；分别剔除两项任务中所有空值（2位被试者由于年龄较大没有按要求重复两遍）后，得出每位被试者在各任务中的音变趋势，两项任务的音变趋势相加即为总音变趋势。

结果显示，九江粤方言的总体变异率已处于较高水平，并且年龄越小，变异程度越明显。具体可以从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维度一，语体变异，“有意识发音”会触发本地语音形式。对比读词表和看图说话两种语体可见，音变趋势存在显著差异：在正式朗读词表时，也即在高度监控的语境中，发音人更倾向于使用保守的本地音（ts类），这一现象在老年群体中尤为明显。

维度二，词汇扩散，音变并非“一刀切”，而是像波浪般逐词“攻陷”。不同语体下，亲属称谓词（如“大舅”）的音变比例最低，可见其在应对音变时抵抗力最强，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音变趋势从亲属称谓词，向“金戒指”“足球”等现代生活用品词汇逐渐增强。

维度三，音变的社会因素。多数老年人在看图说话任务中的音变比例显著高于读词表任务，而部分年轻人在两项任务中的音变比例无明显差异。建模分析引入年龄与任务、教育程度与任务的交互项后发现，任务类型和年龄对音变趋势有显著主效应，且存在显著交互作用，性别和教育程度的主效应不显著。这表明年龄对两项任务中音变趋势的影响模式不同，性别、教育程度不是音变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文化程度群体的音变总体趋势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张静芬老师借助“隐性声望”（Trudgill 1972）对此作出解释。九江粤方言的发音人在有意识的读词任务中更多使用本地ts类音，本质是通过本地语音形式来标识自身身份。老年人在看图说话时的发音是自然流露，而在朗读词表时会进行“自我监控”，主动使用ts类音彰显本地身份；老年人对两种任务的差异更敏感，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在“说本地话”时，会有意识地调用即将消失的ts变体。当音变接近完成，性别、教育程度等常见社会因素不再是音变方向的有效指标，旧的语音形式退化为特定语境下“方言身份”的标识，发音人在关注自身发音时，选择旧形式是为了宣示无可取代的本土身份。

语言的竞争，不仅发生在看不见的语音里，也发生在看得见的文字书写中。张静芬老师由此引入了第二个故事——凤凰茶名的“单枞”与“单丛”之争。凤凰茶狭义特指潮州凤凰山所产的茶叶，广义则包括岭头、蕉岭等地出产的茶叶，而“单丛”是其中一个品级的名称。从音义关系及历史文献使用情况来看，无论从音韵还是语义层面，“丛”都是无可辩驳的本字。但在本字明确的情况下，两种用字为何还在持续竞争？这类案例比较少见，为此，张静芬老师及其团队通过问卷调查、语料库检索等方法，观察现实中的用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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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单丛（枞）茶

图源：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地理标志网

首先，“枞”字从何而来？张静芬老师介绍，古代有俗字“欉”作为“叢”的异体字，《汉语大字典》记载：“欉，俗叢字，草木丛生。”“欉”带形旁“木”，更贴合茶叶的植物属性，因此在凤凰茶名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使用。但在1964年简化字改革中，“叢”简化为“丛”，而“欉”没有对应简化字。于是在手写时代，民间采用类推方式将“木丛”作为“欉”的简化字。随着电脑普及，“欉”缺乏对应的输入字，因此“枞”就经常被使用。加上除茶名之外，“枞”几乎没有其他使用场景，没有常用的基本义与之竞争。因此，人们将其用于茶名时，并不会感到明显不妥，反而还能通过茶叶认识并熟悉这个字。

张静芬老师通过“见数”发放问卷，收集到604份有效数据，其中545位被试者选择了“枞”字。这就形成了一个现实悖论：为什么“错误”的“枞”，反而更受大众青睐？为探究背后的原因，她在问卷中设置了三个问题，具体如下：

第一个问题聚焦对“枞”字的认知。通过对比“单枞”与“鸡枞菌”两类语境发现，被试者对“枞”的读音判断呈现出明显的词项依附性：前者显著倾向于cong【二声，音同“从”】，而后者则以zong【一声，音同“宗”】/zong【四声，音同“纵”】为主。这说明，被试者并未对“枞”字建立统一的读音规则，而是依据具体词项分别赋予其读音。对于这类低频汉字，其音义的稳定性往往依附于具体词项的使用频率与传播路径。张静芬老师将其进一步概括为“生僻字效应”，即人们对字的认知单位由“字”转向“词”。

第二个问题关注对潮汕凤凰茶的认知及其茶名用字选择情况。数据显示，在567位认为凤凰茶是木本植物的被试者中，514位选择了“枞”，53位选择了“丛”；在37位认为凤凰茶是草本植物的被试者中，31位选择了“枞”，6位选择了“丛”。这说明，被试者对凤凰茶植物属性的认知，与茶名选择并无强相关性，植物学知识不足以成为人们选择茶名用字的依据。

第三个问题围绕对“枞”和“丛”的语义认知展开。调查发现，大多数被试者认为“丛”偏向草木聚生的含义，而“枞”更偏向指代树木，但对字义的理解并不直接决定用字选择。

综上，无论是对凤凰茶植物属性的认知，还是对“枞”“丛”二字的语义认知，在统计学层面均未对人们的茶名用字选择产生显著影响。既然影响汉字选择的并非客观认知，究竟是什么在发挥作用？对此，张静芬老师在问卷中还设有对“枞”和“丛”的文雅度评分，采用1-4分制进行评分。结果显示，“枞”平均得分3.32分，“丛”平均得分2.11分。结合用字选择情况来看，发现对“丛”或“枞”文雅度评分更高的被试者，选择对应汉字的比例也更高，并且这一结果在趋势检验上具有显著性。据此，从统计学角度分析，影响茶名用字选择的真正决定因素，是人们对其文雅程度的主观感受。那么，“枞”字为何会给人更文雅的印象？张静芬老师作出分析：一方面源于“枞”字的生僻字效应，因其使用频率低、较为少见，所以给人一种高级感和文化感；另一方面则与人们的联想差异有关，“丛”字过于贴近日常生活，难以让人产生与“文雅”相关的联想，与人们的审美需求存在一定距离，而“枞”字在日常中少见，在茶文化语境中被重新建构为文雅的象征。类似研究还有，汪锋（2020）发现“香茗”“品茗”较“香茶”“品茶”更显古雅，部分原因在于“茗”自唐代起逐渐退出“茶”的日常核心表达，为维持二者并用的状态，使用频率较低的“茗”逐渐附带上古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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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摘”采茶手法

图源：潮州日报

新字词产生后能否获得语言社会的认可，取决于其与其他词语的竞争情况及搭配使用的合理性。“单枞”“单丛”虽非新造词，但在指称同一事物时形成了竞争关系。同义词竞争的结局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其中一方在使用上受到限制，甚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汪锋、殷玥，2021）；另一种则是二者发生功能分化，各自占据不同的使用领域，并带上语体色彩（文白/雅俗）的差异（汪锋，2020）。张静芬老师通过CCL语料库统计“单丛”“单枞”的出现次数后发现，二者竞争结局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形成了稳定的功能分化：“单丛”主导着学术期刊、地方政府文件、标准制度制定等规范语域，“单枞”则活跃于商品包装、网络交流、民间营销等日常语域。

这一研究对汉字用字规范具有重要启示。张静芬老师指出，当前关于潮汕凤凰茶名用字的看法主要分为两派，从源派主张用“丛”，强调本源与规范，复古派主张恢复“欉”或“叢”，强调采用繁体正字以避免混淆。但需要注意的是，汉字规范并不等于压倒一切，大众的使用习惯也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书写。这两派观点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社会评价维度，即用字主体的心理需求。基于此，研究指出未来在制定汉字用字规范时，社会评价指标也应成为一个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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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镇因茶而盛、与茶同兴，基本家家户户以“茶”为生

图源：潮州日报

最后，张静芬老师以一套竞争分析框架，统一解释了九江方言声母ts类与k类的替换演变、凤凰茶名“枞”与“丛”的使用竞争这两个看似独立的语言现象。从内部结构条件看，前者是发音向权威方言趋同的音系调整，后者是满足植物指称需求的字源与字义选择；从外部环境压力看，前者受广州话这一权威方言的引力影响，后者受输入法技术限制与字形类推规则等的作用；从社会心理动因看，前者通过隐性声望构建本土身份认同，后者通过主观感知建构文雅评价的差异；从最终竞争格局看，前者呈现为正式和随意语境下的语体分工，后者实现了语域分化与场景互补。她总结道，语言的变异与竞争，不是规范的失效，而是语言生命力的体现。从茶名的用字选择中，我们能看到语言、文化与审美的深度互动；从方言使用者的语音选择中，我们能窥见其背后蕴含的本土身份意识。从语音到文字，每一次看似微小、随意的发音或用字选择，都是社会力量在语言上留下的深刻印记。

评议环节中，赵彤老师指出，文字虽然严格来说不是语言的范畴，但和语言关系极为密切，对语言的作用类似于车道对车流的规范与引导。语言的变化通常较为缓慢，尤其是语音变化，往往难以被直接观察到。但近几十年来，研究者发现，语音变化可从共时变异（synchronic variations）中捕捉到，这得益于共时变异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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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彤老师评议

文字规范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语音变化，而音变本身还受交通、人口流动、心理学、职业等多种社会因素影响，变化速度近年来不断加快。他强调，文字的选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包括字形、字音、语境等多个方面，并举例说明：“歌颂”的“颂”由“公”和“页”组成，在文字层面上“页”一般读作xie【二声，音同“斜”】，且和“头部”有关，例如“额”“颐”“颈”“项”等字，因此“颂”的本义为“容貌”。从字形来看，“歌颂”的“颂”表达的本来是“容貌”的“容”，而“容貌”的“容”原本表示的是“容纳”的“容”，如今它被用来表示“容貌”的“容”，而“歌颂”的“颂”不再用表示“容貌”的意思。此外还有“诉讼”的“讼”，如今一般表示“诉讼”的意思，但在古代它既可以表示“诉讼”，也可以表示“歌颂”。这样一来，“颂、容、讼”三个字的关系就变得较为复杂，从字形构造来说，部分用字与其原本的构造含义并不完全匹配，经常会出现错配的情况。至少从字形层面而言，汉字的用字选择与语义表达之间会存在一个复杂的搭配关系，即选择哪个字来表达特定意思，需要结合具体语境判断。赵彤老师还谈及字音选择问题。例如多音字大多有读音合并的趋势，目前保留下来的读音相对来说是少数。从众心理是语言规范形成的一种常见手段，有些字音从学理上来说是误读，但如果被大众广泛接受，通常会被认可，尽管相关的语言规范可能会相对滞后。总之，语言变化、语音变化，以及与文字相关的各类变化，在一定范围内是可观察的，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语言现象。张静芬老师的研究，对我们反观历史上的语言变化，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评议环节结束后，在场师生围绕身份认同、家庭角色等影响音变的其他社会因素展开深入探讨，本次讲座至此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