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伊始，主持人段德敏老师对论坛主旨进行介绍。他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巨变时刻”，这种宏大的时代变局不仅重塑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更对既有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和理论预设构成了巨大挑战。这种“新知识条件”迫使我们必须采取新的视角，不仅要重新审视西方，更亟需重新认识中国自身的现代化经验。这也是本次论坛的根本缘起——聚焦中国现代化的本土经验，在多学科交融的视角下，探讨“中国之治”的底层逻辑及其对全球政治文明的知识贡献。

随后，燕继荣教授作题为“民主的演进与升华——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思考”的主旨演讲。燕老师首先从宏观问题意识出发，指出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的普遍追求，其演进路径固然多元，但后发国家所面临的根本问题理应具有共性。这些根本问题可以提炼为四个维度：经济的贫困性、国家的现代性、大众参与的人民性、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在政治学的理论框架内，这四者又可进一步概括为“发展-治理-协调”的三重结构。中国的政治发展始终聚焦“现代性”与“人民性”，在当前国家大力倡导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背景下，以民主实践为核心，反思现代政治的演进轨迹，探究中国能够为当今世界民主政治提供何种理论资源与实践参照，具有极其重大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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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继荣老师在论坛现场

为了厘清这一问题，燕老师对冷战结束以来近三十年西方民主思想的演进历程进行了深入梳理。长期以来，民主被赋予了人民统治、制度安排、民权保障等多重光环。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标志着西方意识形态自信达到了巅峰。然而，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和平崛起与西方世界内部危机的显现，学术界的认知发生了深刻转向。福山本人的思想轨迹也从1992年《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的过度自信，到2011年《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开始在实质上承认治理模式的多样性，再到2014年《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中对西式民主体制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的反思，成为考察西方民主反思的绝佳线索。纵观这三十年，世界民主观念经历了从“西方中心论”向多元模式竞争的剧烈转向。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拉里·戴蒙德的“民主衰退论”、黎安友的“威权韧性论”，再到约翰·基恩倡导的“民主多元化”，治理效能正日益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标准。而中国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则为超越以选举为中心的传统范式贡献了全新的本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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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FSG），2022

在此基础上，燕老师指出了当前全球民主实践所遭遇的五大深层挑战。其一，民主概念的极度简化与寡头化。民主被简单粗暴地等同于“选举政治”，进而退化为“政党政治+票决政治”，真正的人民大众反而无从参与。其二，民粹主义的全面泛滥。福利政策、移民政策与身份政治效应持续发酵，极大地助长了社会的民粹主义倾向。其三，精英阶层的过激反应与右翼崛起。民粹主义的高涨招致了精英主义的强烈反弹，民主国家内部右翼势力迅速抬头，日益影响甚至主导国家的政策走向。其四，社会的极化与撕裂。左右两种极化力量激烈交汇，叠加互联网、自媒体、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推波助澜，导致社会共识破裂，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与不可控性剧增。其五，后发国家民主化的低效与动荡。曾经被视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典范的国家（如韩国、菲律宾、泰国等），其民主进程遭遇重重困境，陷入了发展停滞与政治动荡的泥沼。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被西方主流学者归类为“威权主义”的中国，通过持续不懈地推进治理改革，反而迎来了经济发展与国家现代化最为平稳、高效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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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国王”（No Kings）抗议活动现场（2026.3.28）

据估计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日抗议活动”

针对“中国之治”的底层逻辑，燕老师提出应拆解长期被混为一谈的“民主”“发展”与“治理”，构建三者之间的新型关系模式。中国改革经验的核心启示在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扬弃了乌托邦理念、计划管制与封闭道路，更坚守了共产党的领导、经济发展中心地位与产权保护，并在政治经济理论与治理模式上进行了重大创新。2012年以后，中国改革的重心已从“发展驱动型”转向“治理驱动型”，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一框架下，中国的民主实践既包含了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等上层民主制度安排，也涵盖了民主恳谈、接诉即办等基层民主实践机制，其终极追求是将民意高效转化为决策效能。

最后，燕老师总结道，中国政治发展呈现出一种趋近于“民主生态论”的全新实践。民主绝非某种单一制度的刻板试验标本，而是一个由多种制度有机协同、共生互促的生态体系。未来的治理变革必须立足本国国情，中国路径即在发展层面追求新质生产力，在治理层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民主层面着力提升民意转化能力。如果说从直接民主到代议制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第一次飞跃，那么从代议制民主向协商民主乃至“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升华，则是第二次伟大的飞跃。面对新知识条件，中国学者有责任、有底气书写一部囊括中国本土实践的《民主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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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

燕老师的主旨报告结束后，与谈嘉宾分别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对报告内容各抒己见。首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孟天广老师回忆了二十多年前聆听燕老师《发展政治学》课程的经历，指出燕老师对“发展与治理”的追问具有长期的学术连贯性。孟老师指出，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之所以异常艰难，是因为它们面临着一个“不可能三角”：必须同时推进国家、社会与政党建设。先发国家可以从容地分阶段演进，而后发国家为了实现国家与社会建设，往往必须依靠一个领导型政党来组织进程。若社会动员过度，极易损害脆弱的国家建设；若官僚制过度膨胀，又会损害政党的纯洁性。西方简单的移植往往导致这三者相互倾轧。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在于，依托政党的统筹协调功能，将这三种建设逻辑有机整合，创造了一种“可治理的民主”或“有风控的民主”。孟老师进一步揭示了中西民主在底层政治哲学上的根本差异：欧美代议制民主的核心机制是“问责”，其实质是一种“事后惩罚”，而中国民主的底层逻辑是“回应”，强调日常性地解决人民诉求。孟老师认为，工业文明催生了代议制，而在未来的数字化文明中，中国凭借对新技术的开放包容，极有可能在探索面向未来的新民主形态上走在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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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老师从社会学的视野出发，对“民主”与“现代性”概念进行辨析。他指出，政治学语境下的“人民主权”与社会学语境下的“人民当家作主”存在着微妙差异。西方强调“主权”，其历史脉络是从教皇的神权手中夺回国家权力；而中国自秦汉以来，权力始终统摄于世俗政权，中国知识分子因而构建了“天道”这一制衡概念，即统治者必须“替天行道”。因此，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天然倾向于“看结果”而非西方那般“重过程”。这一历史基因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对民主治理效能的极致追求。邱老师进一步指出，西方的现代性发展至今，已来到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描述的“液态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阶段，个体从宏大叙事中彻底抽离，而是极度关注政府在日常事务中能否对自己负责。在此意义上，中国将国家治理下沉至日常诉求的回应，正是抓住了现代性发展的最前沿特征，其“人民性”即是最高维度的现代性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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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长聘副教授王维佳老师回溯了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现代化理论”，指出该理论作为一种冷战时期的国家工程，刻意制造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试图让第三世界国家相信只有全盘接受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抛弃自身传统，才能获得现代生活。这一知识话语曾深刻影响了80年代中国的知识界，但在当今的新知识条件下受到冲击。王老师指出，面对新知识条件，中国并未任由媒体在商业化与碎片化中彻底瓦解，而是通过顶层设计，强力推进媒体融合与网络综合治理，在维护社会共识与政治稳定方面展现出了强大的制度韧性。此外，王老师还强调了在对外传播中进行“叙事创新”的重要性，指出如何将中国悠久的传统历史元素与现代治理故事无缝对接，打破西方设定的话语壁垒，是全球传播面临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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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W. W. Rosto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张权老师借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转换”理论，剖析了互联网空间治理中的反常与危机。他以特朗普账号被硅谷科技巨头全网封禁的标志性事件为例，指出基于新自由主义传统的旧有解释范式已陷入严重危机。在此背景下审视中国经验，张老师指出，随着“社会的平台化转型”，国家与社会的联系被超级平台所区隔。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探索出了一种“责任发包制”的平台治理模式，即国家将平台纳入公共责任序列，设定治理目标并下达任务，平台负责具体执行，国家进行结果导向的监管。这一模式的核心理念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它有效遏制了资本的私人垄断属性，扩展了国家权力的公共属性，这正是“治理驱动型民主”在网络空间的鲜活实践，深刻彰显了中国之治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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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张康乐老师从批判法学对“民主神话”进行了深刻解构。他指出，法律和法律人在维系和推销西方民主叙事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在国内层面，当美国政治与选举制度出现危机时，社会总会习惯性地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最高法院的裁决，让法律成为修补民主漏洞的神话工具。在国际层面，二战后美国通过国际人权法体系试图将自身的公法与司法机构移植到第三世界以改造他国。当这种粗暴移植在20世纪70年代失败后，其话语体系迅速转向输出合同法、财产法等私法规则，其实质是转向服务于跨国投资和私人资本的市场攫取。张老师进一步追溯了西方国际法的殖民基因，例如洛克（John Locke）的劳动财产权理论，本质上是为了论证英国殖民者剥夺北美原住民土地的合法性。基于此，张老师指出，我们需要思考中国本土经验能否以及如何转化为具有国际规范导向的法律产品，以及我们在向“全球南方”分享中国经验时，如何真正提供一种以“人民性”为根基的全新法治发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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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李修科老师在发言中提出了五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其一，“中国之治”的命名逻辑究竟是基于横向比较下西方衰退时期的中国崛起，还是基于纵向的历史时间向度，即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叙事？其二，当我们探讨中国对全球政治的知识贡献时，中国之治与西方文明是否依然存在某些底层的、共享的知识性前提？其三，在中国特有的压缩型现代化发展模式中，政党-国家体制（Party-State）所能提供的持续动能究竟有多大？其天花板在哪里？其四，这种依靠高强度动员的压缩性发展模式，是否具备平稳过渡到常态化治理的机制？其五，“人民性”有哪些中介机制，如何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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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近十年主要经济体GDP增长排行榜，中国比之西方发达国家，增幅显著更大

面对与谈人们跨越社会学、传播学、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对话，燕继荣老师进行了综合回应。他首先认为将民主置于更为宏大的历史时段与生产力变革中进行长波段考察，是极具洞见的理论升华。燕老师特别回应了技术变革与人民性的关系的演变，指出在农业文明时期，由于社群规模小，人民性的最大体现形式是直接民主；进入工业社会，面对复杂分工与庞大人口，代议制成为了不得已而为之的妥协选择；而在如今的后工业与人工智能时代，人民重新获得了绕过代议制中介进行直接表达的技术手段。燕老师指出，北京的“接诉即办”机制正是这一趋势的初期形态。随着技术边界的进一步拓展，公共生活将产生海量数据，系统或许能够自然聚合出最真实的人民意志，从而在更高级的形态上实现人民主权。此外，互联网空间形成的“围观效应”和“网络注意力”，已经实质性地取代了西方的选票政治和游行政治，成为了当下制约中国官员行为、实现民主监督的高效机制。中国的制度供给与民主探索，正是主动拥抱这一技术浪潮的积极实践。

论坛最后，段德敏老师作总结。他表示，在与会学者密集的思想交锋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国的民主实践与现代化认知同西方的传统理论之间已然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大分流”。本次论坛跨越学科界限的深度碰撞，无疑是迈向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一宏伟目标的重要且坚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