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主持人张辉老师指出，季进老师近年来对夏志清、夏济安兄弟文献资料的发掘与编注成果斐然，其主持编纂的五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为研究这一代留美学者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讲座涉及的这批夏志清耶鲁时期的英文论文，为理解夏志清如何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置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视域中考察，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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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进老师在讲座中

季进老师首先系统回顾了夏志清从北大到耶鲁的学术历程及其英文手稿的诞生背景。1946年10月，夏志清与兄长夏济安一同抵达北平，任教于国立北京大学西语系。1947年春，夏志清凭借布莱克（William Blake）研究论文获李氏基金奖学金赴美。季进老师详细展示了夏志清自藏的以及北大档案馆保存的相关文献，包括钱学熙与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推荐信以及胡适签署的公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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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氏兄弟书信手稿 

图源：《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二，联经出版公司

1947年11月12日，夏志清乘梅格将军号远洋客轮启程前往美国。他先入奥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很快在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等人帮助下成功转学耶鲁大学。在耶鲁，夏志清师从布鲁克斯、曼纳（Robert James Menner）、普劳迪（Charles Prouty）、帕德尔（Frederick A. Pottle）、寇克立兹（Helge Kökeritz）等名师，仅一年多时间就于1949年6月取得硕士学位，随即进入博士阶段学习。1950年底顺利通过博士口试，1951年9月正式提交博士论文《乔治·克拉伯的批评性研究》（George Crabbe: A Critical Study）。

季进老师娓娓道来他发现这批英文论文的经过。前年秋天，他在夏志清纽约家中的书房，偶然在角落发现了一本装订成册的课程论文集。尽管他多年来频繁造访收集资料，但以前一直没有发现这批珍贵文献。这批论文保存状况极佳，时隔七十余年，纸张完全没有黄脆破损，留下的红笔批语也依然鲜艳如新。季进老师认为，夏志清或许在早年就有意识地保存学术资料。

接着，季进老师具体介绍了这24篇论文的基本情况。这批论文涉及从古英语史诗、文艺复兴戏剧到现代主义文学的广泛领域，涵盖诗歌、小说、史诗、戏剧等多种文类。其中，诗歌研究占据主导地位，尤以弥尔顿研究为重，多达9篇，其他重要诗人还包括华兹华斯、雪莱、叶芝、德莱顿等。小说研究涉及海明威、福克纳、乔伊斯、伊芙琳·沃等现代主义作家；史诗研究包括《荷马史诗》《贝奥武夫》以及冰岛传奇；戏剧散文研究则有《古英语散文选译》和乔治·皮尔（George Peele）的戏剧研究等。论文篇幅长短不一，最长的《论乔治·皮尔的戏剧结构》达48页，最短的两篇书评仅4页。时间跨度从1948年3月到1950年6月，完整覆盖夏志清在耶鲁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阶段。季进老师进一步展示了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所出具的夏志清成绩单，证实这批论文正是其所选课程的课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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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夏志清身着博士服在新港约克街

季进老师着重介绍了三组论文的内容，分别代表夏志清英美文学研究的核心关切，即对古典正典的推崇、对被忽视作家的重估以及形式批评与道德批评融合的实践。

一是弥尔顿研究。9篇弥尔顿相关论文既有文本修辞层面的分析，也有思想层面的探究，还有对弥尔顿的欧洲文学史观的讨论。《弥尔顿的“音乐性”》一文中，夏志清质疑了艾略特等批评家指责弥尔顿诗歌的音乐性模糊了视觉形象精确性的观点，并借助兰色姆的新批评理论，从拟声词、修辞、句法与韵律等方面为其“音乐性”辩护。《弥尔顿的情诗书写》则历史性地考察了挽歌和十四行诗的演变，论证弥尔顿在继承欧洲文学传统的同时作出了明显的个人创新。正是在对欧洲文学的继承、借鉴与创新中，成就了弥尔顿的超越与伟大。

二是对乔治·克拉伯的研究。关于博士论文选题，夏志清原有两个选择，一是跟布鲁克斯研究玄学派诗人马维尔，二是跟帕德尔研究18、19世纪之交的英国诗人乔治·克拉伯。夏志清选择了后者，原因很现实：玄学派诗人研究者众多，要超越前人不易，而他时间有限，需要尽快完成论文、找到工作、养家糊口。夏志清认为，克拉伯是一位被严重低估的诗人。在浪漫主义文学蓬勃发展之时，克拉伯坚持以奥古斯都文学时代的英雄双韵体对乡村生活作近距离描绘，这种写作方式在当时不受欢迎。夏志清希望将克拉伯的诗歌放到英国诗歌传统中重新品鉴。季进老师指出，夏志清的学术兴趣在于从默默无闻者中发现闪光点，重新发现被别人忽视的重要作家，这一思路后来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得到延续。

三是长达48页的《论乔治·皮尔的戏剧结构》。乔治·皮尔是与莎士比亚同时期的剧作家，但相比莎士比亚、马娄等名家则显得名不见经传，学界研究极为匮乏。季进老师推测导师普劳迪指定研究皮尔意在考验他的学术功力。这篇论文结构完整，堪比博士论文，但季进老师遗憾地指出，这篇填补空白的重要成果一直隐入尘烟，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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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夏志清在耶鲁宿舍 

随后，季进老师分析了夏志清英美文学研究的两个突出特点：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与对文本背后思想道德因素的高度关注。夏志清的导师燕卜荪、兰色姆、布鲁克斯、维姆萨特等人都是新批评派中坚人物，他终身崇仰的T. S. 艾略特也与新批评派密切相关，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夏志清提出了许多典型的新批评主张。他通过文本细读，细细品鉴作品的语言、结构、意象、节奏等。《诗歌中的张力》借用新批评核心概念“张力”研究德莱顿的《缪斯女神》，探讨其如何达到理想田园世界与自然现实世界之间的诗意张力，显示出对诗歌语词的敏感以及对“韵律”与“肌理”概念的重视。《语言、态度与戏仿》从语言、态度和戏仿三方面细读比较《尤利西斯》、《卡拉马佐夫兄弟》和《浮士德》，综合考虑作者的思想与文化立场。在夏志清的批评实践中，新批评的种种方法已如盐入水，彰显了文本自身的审美价值。

但季进老师强调，夏志清并不仅仅满足于形式层面的探究，而是努力将形式问题与作品背后的社会时代、思想道德意涵相融合。1976年，夏志清在《劝学篇》中阐明：“我受过新批评的训练，当年耶鲁大学是新批评的大本营，但耶鲁英文系有深厚的传统，并不以新批评标榜”，相反却很强调语文学、考证学的训练。

夏志清人文主义信仰的两个维度在于对西方古典文学“大传统”以及对道德视景的频频回眸。从他耶鲁时期的英文论文可以看出，夏志清对西方文学自荷马以降至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等形成的“大传统”怀有崇敬与留恋，对以小说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则深表失望。他的道德视景与利维斯（F. R. Leavis）密不可分，也正因为利维斯在道德层面对克拉伯的极度推崇，增强了夏志清研究克拉伯的信心。这种人文主义立场直接决定了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态度。他认为沈从文的伟大在于其作品显露着一种坚强的信念，他以充满田园气息的方式关注现代人的处境，这种情感与华兹华斯、叶慈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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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版封面

最后，季进老师指出，夏志清努力建构以世界文学为准绳的审美标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追求普适性的审美标准，他认为审定文学的好和伟大，最后的标准是同一的，不应以特殊标准衡定中国文学；二是贯穿中西文学互证思路，他将鲁迅的讽刺艺术与贺拉斯、本·琼生、赫胥黎等讽刺大家相提并论。对于熟谙英美文学的夏志清而言，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中加以考评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人文的、审美的、道德的与形式的批评有机融合，形成了夏志清中国文学研究的独特品格。季进老师特别强调，这些英文论文不止是求学生涯的简单记录，更寄寓了青年夏志清的情感、心灵和情绪，是评说夏志清不应忽略的重要的情感维度。

在与谈环节，王德威老师首先发言。他回忆起1990年到200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15年间与夏先生的诸多近距离接触，高度评价了季进老师十年来对夏氏昆仲资料的发现、编纂与诠释工作，认为这已超越一般的学术名人史料编辑，包含了大量极具价值的个人取舍与判断。他认为季进老师揭示了夏志清批评中在“形式”与“道德”之间“有意义的矛盾”，夏志清一方面强调文本结构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对“文如其人”等中国古典文论概念有某种契合，但夏志清对道德的理解更多来自西方传统，特别是艾略特、利维斯的英国传统。对夏志清而言，即使作者在政治上有左右倾向，但若对人性有真正理解，作品必然会展现出不同于一般俗套的政治或道德结论。王德威老师还讨论了夏志清的“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概念。他指出，这个词的英文原意带有讽刺性，暗示现代中国作家因过度关注一时一地的中国问题，反而在世界文学体系中显得局限。这个反向论证显示出夏志清作为批评者的诸多偏见，但这些偏见又与其洞见形成悖论式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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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夏志清与王德威合影

王风老师从“直觉”与“感性”的角度切入，认为夏志清的批评往往基于强大的文本直觉，许多判断虽未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却直指核心。他特别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夏志清终生最爱的是英语诗歌，为何转向中国文学后主要研究小说而非新诗？李浴洋老师从学术史的角度指出，季进老师的工作使我们从长期对夏志清的“评论状态”进入到“研究状态”。夏志清、夏济安兄弟及陈世骧等人，实际上构成了广义“京派”传统在海外的延续。这种超越地缘的群体，其精神内核是对人文主义理想的坚守。1980年代中国大陆学界对夏志清的回应，实则是本土人文传统在断裂后寻求接续的体现。

问答环节，季进老师细致回答了现场师生的提问，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季进老师的研究不仅进一步拓展了学界对夏志清学术思想的研究视野，更为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界性维度、重新审视海外汉学的谱系与方法论提供了珍贵的文献材料与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