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7日晚,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支持的“未名学者讲座”第140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的主题为“体用思想与中古中国哲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震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文研院院长杨立华评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丰主持。

李震老师分享道,本讲题目缘起于博士阶段围绕邵雍哲学思想的研究,彼时发现体用思想在邵雍处极具特色和根本性,且需在更加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得以理解和定位。李老师认为,体用思想构成了中国思想史自魏晋以降的一条核心线索,产生了深广的影响;然其意义却非简单自明,牵涉到复杂的思想脉络。有鉴乎此,李老师希望聚焦于中古中国哲学,依次梳理体用作为思想概念的发端和作为思想模式的渊源,进而归纳体用思想的理论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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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震老师在讲座中
沿此思路,李老师首先重提哲学史的分期问题。李老师指出,哲学史总有超出一家一代的绵延特征与复杂特质,非长时段视角不能把握。注目长时段问题,也就是在思考历史的连续性。连续性在哲学史上集中表现为概念范畴和观念模式的延展。对哲学史工作而言,追寻连续性主要是在追寻一种思想的渊源与影响,哲学史分期便是对连续性的处理。
继而,李老师检讨了中国哲学史的经典分期方案。冯友兰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划分了子学时代(先秦)与经学时代(秦汉以降),认为自从大一统帝国用经学塑造意识形态以后,所有的思想表达都和经学脱不开干系。包括胡适、劳思光等在内的其他一些方案则划分出早期、中古、近世三期。李老师指出,秦汉大一统对于先秦思想的整合,对比佛教传入带给本土思想的冲击,究竟何者影响更加剧烈深远,答案并不唯一;若以汉魏之际为界,是将佛教传入视为关键变量,从而是根据佛教传入及其化合影响来定位中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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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杜堇《邵雍像》
纸本 立轴 水墨 67.3x27.4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由此,李老师在讲座中将中古的范围限定为魏晋至隋唐,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古中国哲学的意义。与称之为连接两汉和宋明的“过渡”、回归儒学正统之前的“歧出”等说法不同,李老师将其视作此后一千五百年间中国思想的化合地、孕育场,虽然头绪纷繁、尚未成型,但内在具备了未来的基本架构,从而构成了思想的“出口”。
李老师将体用思想作为理解中古变化的一个基本模式。宏观上来说,后来的宋明理学常被认为存在一个从二元性到一元性的转变过程。李老师试图追问:这种二元性与一元性,究竟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理、气、性、心等理学家的核心理念,赖以安顿的共同结构是什么?在李老师看来,体用不只是理学家的诠释工具,也是预设的基础和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理学家的思想面貌。
李老师认为,对宋明理学影响巨大的体用概念,其根源需要向中古时期寻找。在《周易参同契》、王弼《老子注》等汉魏文献中,体用是形质论的形体和发用义,不同于上述宋明理学主流的“本体论的体用论”。而后者最初的情形,参考日本及国内学者的研究,当是产生在南朝,见于刘勰《文心雕龙》、梁武帝《立神明成佛义记》、沈绩注等,并在宝亮、法云、法上、慧远等僧人笔下呈现出了较为成熟的形式。此种体用概念从一开始就与佛教紧密相关。体用代表了一种将世界一分为二的思想模式:一面是表层的、可感的变化世界,一面是变化世界得以实存的根据。体用模式是将前者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这种“体世界”的预设或所谓两层存有论是体用模式最核心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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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四佛聚会图》
绢本 立轴 设色 74xh91 厘米
虽然体用概念出现在南朝,但是体用模式也许有更早的思想史渊源。李老师指出,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即体即用”的论断作为一种关于体用模式的叙述,仍然是成立的。从东晋末期到南北朝中后期,佛教在汉地理论观念的重大转变,一定意义上正可用体用加以描述。
李老师接着提出,体用模式并不止于二分,而是在二分的基础上要求合一,同时合一又并不取消二分的必要性。这种模式是中国体用思想的重要特色。通过引述佛教学者的研究,李老师探讨了本体论模式的特点,指出中国先秦哲学与隋唐以后的哲学虽然同样达到高明的境界,但其间毕竟存在重要的区别,区别之一即与此种二分又合一的模式有关。中古是体用模式形成的关键时期,由此将二元性或一元性的问题深植于后来一千五百年的思想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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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体用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最后,作为总结,李老师归纳了体用思想的整体特征。体用虽然常被视为区分性的范畴,但是潜在包含了一体性的预设。这种一体性进而意味着一贯性,体用之间紧密关联,相互贯通。最后,李老师认为,一体性、一贯性的本质是同一性,体用论作为一种模式,最终必然指向熊十力《体用论》所主张的“体用不二”、众沤与大海水式的关系。“体用不二”是体用概念和体用模式内蕴的哲学意味的深刻说明。
评议环节
评议环节,杨立华老师对李老师试图走出针对特定哲学家的专深研究、开始直面宏观哲学史线索和哲学问题的勇气表示赞赏,肯定其通过诸多精彩分析揭示出的中古哲学的重要性和丰富性。紧接着,杨老师提出了三点意见:其一,虽然先秦哲学没有体用概念,但是不乏关于两层世界的表达,形上形下的区分就包含了这样的意味。其二,体用连接着中国本土固有的思想资源,何以自南朝特别是佛教传入开始,被逐渐固定为分析的核心概念,进而变成一种思想模式?应当考虑到佛经的翻译过程,极大扩张了汉语在思想表达上的潜能。其三,“体用不二”“体用一如”等说法仍然不够清楚。要言之,谈论体用存在两个基本方向:要么摄用归体,如朱子;要么摄体归用,如船山以此讲出一个永恒能动、生生不息、普遍关联的世界。
最后,现场师友和李老师展开了深入交流。围绕体用论与本体论的区别、理学内部体用观的差异、郭象思想与体用模式的关系等问题,李老师做出了简要回应。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