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0日下午两点,“文研论坛”第205期“数字时代的新情教:女性向网络玄幻小说的思想实验”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举行。本次论坛由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宗教与文化系教授、文研院邀访学者倪湛舸作引言;与谈人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白惠元,《文艺研究》编辑黄雨伦,厦门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文研院邀访学者毛海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汤俏,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施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薛静;主持人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文研院邀访学者王利平。论坛聚焦于“女性向玄幻小说”这一蓬勃发展的网络文学与文化现象,旨在通过跨学科的学术视角,深入探讨其在当代社会中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与思想价值。

论坛伊始,倪湛舸老师首先对本次论坛的核心概念进行了逐一梳理。她指出,“玄幻”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兴起于20世纪末的香港。与其相对的概念“奇幻”,则更多指涉西方模式的幻想叙事。玄幻小说是中国语境中特有的幻想文学类型,其独特之处在于以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与主体观为设定基础,积极回应信息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女性向”这一概念源自日本流行文化,指以女性受众为主要对象的创作与消费取向,在网络文学领域,“女性向”逐渐发展为以女性为主导的流行文化形态。倪老师进一步指出,随着女性向创作的多元化发展,传统“言情小说”的概念已难以涵盖其丰富样貌,特别是其中大量涉及神仙魔怪等超现实题材的作品。这一趋势在国际语境中也得到印证,英语世界近年出现的“Romantasy”(romance与fantasy的合成词)恰与之呼应,反映出女性视角下幻想叙事与情感叙事的高度融合。
倪老师强调,不应将女性向玄幻小说简单归类为通俗娱乐产品,而应视作“数字时代一场宏大的思想实验”。这类作品具有双重思想特质:一方面,它们积极调动并重构中国传统哲学、宗教与科技传统中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它们也对在20世纪中国成为文化主流的现代西方审美范式构成冲击,该范式强调封闭文本的审美自足性。相比之下,网络小说作为社会现象的参与者、制造者与干预者,敏锐地回应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现实与精神困境,成为数字时代再造传统与批判现实的重要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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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湛舸老师做引言
基于此,本次论坛的核心目标在于尝试构建一套新的理论话语,阐释此类文本如何参与当代世界观与情感结构的重塑。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研讨在方法论上实现重要突破,不仅引入中国哲学、宗教与科技传统作为学术资源,更首次汇聚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学者共同参与,打破传统的文学审美研究范式,强化文本与现实社会的多维关联,开启网络文学研究的新路径。
倪老师系统性地提出了一套由世界构建、主体构建、情节构建三个维度所构成的理论框架,作为解读女性向玄幻小说的钥匙。有趣的是,这三个维度的核心观念都来自于中国传统范式,却又在信息时代得到了相似的重构:即传统中国的“关联宇宙”(Correlative Cosmos)和信息时代的计算宇宙(Computational Universe);志怪小说里可以进行元神出窍和轮回转世的“分形主体”(Dividual Subject)也存在于德勒兹所讨论的当代控制社会;而儒道释传统中以成圣、成仙、成佛为目标的“自我修炼”(Self-Cultivation)被资本收编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人力资本的自我经营”(Self-Enterprising),成为数字劳动的隐喻。
在女性向玄幻小说的叙事逻辑中,传统哲学概念“气”常被具象化为“情”的流转与演化。在这样的宇宙观设定下,“有情人”构成了分形主体的具体表现,而“谈情说爱”这一行为则被赋予修炼劳动的意义。围绕“情”这一核心概念,倪老师展开了系统的理论梳理。她回顾了“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演进脉络,同时指出,性、情、欲三者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始终是相互交织的主题,以《牡丹亭》《红楼梦》为代表的传统“情教”对欲望的规训,与以《金瓶梅》为代表的“欲”文学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在阐释传统“情教”的过程中,倪老师引入了现代学者的研究视角。余国藩(Anthony Yu)教授将“情”理解为回应外界刺激的内心情感,认为情教的核心在于内在本真对外在礼教的突破;而林凌翰(Ling Hon Lam)教授则将“情”阐释为超越内外界限的时空结构,指出情教处理的是边界模糊所引发的焦虑。倪老师进一步发现,现代西方“情动(Affect)理论”的两大流派——汤姆金斯-塞奇威克路径(The Tomkins-Sedgwick Route)和德勒兹-马苏米路径(The Deleuze-Massumi Route)——恰好对应了中国传统对“情”的两种理解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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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电影《牡丹亭》剧照
基于以上理论梳理,倪老师提出“新情教”的概念,她借鉴李海燕《心灵革命》的框架,指出从鸳鸯蝴蝶派到启蒙与革命的情感结构,再到当今信息时代的情感结构,其基础是一整套情感资本主义的基础设施。在这个体系中,情感劳动呈现出从物质到抽象的三个维度:最表层的情绪劳动,如服务业中的情绪管理;更深层的再生产性劳动,主要指女性承担的无偿照料与情感维系工作;以及最抽象的人机互动劳动,包括生物识别技术的应用和社交媒体数据的攫取,这些都是数字时代无意识进行的新型劳动形式。
在完成“新情教”的理论建构后,倪老师将关于“情”的复杂论述重新置于三大核心概念框架中进行系统定位,并结合具体作品展开细致分析。
在关联宇宙的维度,她以御井烹香的《借剑》为例,指出该小说构建的阴阳五行宇宙中,“情祖”掌控的“情之大道”作为宇宙基本法则,与其他大道形成复杂的博弈关系。同时,小说通过描绘一位凡人女性通过与情祖结盟、最终修炼成为道祖的完整历程,充分彰显了女性角色的主体性建构。在分形主体的维度,她分析了多种文学表现形态:《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轮回转世,《苍兰诀》中的身体互换、神魂互换与性别互换,《星落凝成糖》中的神识分化等,都是对可调试、可分割主体的文学探索,深刻映射了当代人在线上线下多重身份中穿梭的生存体验。在修炼劳动的维度,她解析了《七时吉祥》的历劫叙事、《新还珠格格》的穿越设定、《九重紫》的重生模式,指出其中的“情”,无论是追求言情还是实践“断情绝爱”,都已转化为需要专门管理和修炼的“情感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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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九重紫》剧照
在最后,倪老师为后续的讨论提出了三个具有启发性的议题。在文本分析层面,她邀请学者们继续发掘能够体现情之关联宇宙、分形主体和修炼劳动等概念的文学作品,并探索更深入的分析路径。在理论建构层面,她呼吁明确界定女性向网络玄幻小说所建构的新情教或新情感结构的本质特征。在批判反思层面,她指出需要深入探讨情感劳动固有的暧昧性——它既服务于情感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又蕴含着反抗异化的潜能,可能成为“为爱发电”的真正非异化劳动。在这种辩证关系下,玄幻小说既可能是情感的乌托邦,也可能是情感的反乌托邦,而对这种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交织状态的解读,将为我们理解当代情感结构提供新的视角。
与谈环节,围绕倪老师的演讲内容和提出的三个问题,与会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白惠元老师以“情”字为中心进行了丰富的理论延伸。他首先从“情教”的历史脉络切入,结合李海燕《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等著作对“鸳鸯蝴蝶派”的讨论,关注“言情”之性别议题的复杂性:尽管“女性向”网络小说的作者多为女性,但“女性向”影视剧的导演更多是男性。因此,“女性向”或可视作一种以女性为受众、男女共同参与创作的“情动经济”。那么,在“女性向”已成为庞大产业的今天,男性创作者为适应女性审美所经历的艰难磨合与学习过程,其本身是否构成了一种“情感劳动”?接着,他深入剖析“情感资本主义”时代的情爱观念变迁。对比自身成长年代里言情偶像剧不断重申的爱情神话,网剧《苍兰诀》不胫而走的“拔情绝爱”实在令人震惊。这背后存在一种当代青年普遍认同的观念:恋爱是浪费时间的,恋爱是无法创造价值的。当时间因能否创造价值而被区分为“有用”与“无用”,一切都纳入了发展主义框架。然而,正如巴塔耶提示的,情爱的美妙之处正在于不投入社会再生产循环的“耗费”。曾几何时,网络小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里不容许自己人生有丝毫差错的“陈孝正”是被言情受众审视的对象;然而此刻,我们却置身于一个“陈孝正”的时代,他“爱情与前途必然不能共存”的价值观甚至具有某种预见性。这是令人唏嘘的。正如伊娃·易洛思在《冷亲密:为什么爱越来越难》一书中所指,在高度内卷的社会氛围中,爱情沦为一种强调“门当户对”与“彼此有用”的资源。那么,情爱乌托邦在今天还能有多少受众?第三,以《苍兰诀》里的“小兰花”为例,“女性向”植物系女主角的流行,或许与下沉年代的倦怠社会心态息息相关:正是植物的微末、静默与慢速发育,构成了一则经济下行期的寓言,同时具有情绪疗愈效果。第四,从“妖怪政治学”的视角看去,“女性向”文艺作品对“情”的深入挖掘,展现出女性主义立场与酷儿(queer)立场的联结,所谓“凡物反常必为妖”,恰恰揭示出妖怪的“反常性”(queerness)处境。最后,受“情感资本主义”的启发,他呼吁人文学术研究应摆脱“学术资本主义”的异化,追求一种非功利、出于本心与热爱的“耗费”式写作,以此呼应并抵达他所向往的“新情教”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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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海报
厦门大学法学院毛海栋老师从社会理论与现实规训的视角对倪老师的研究做出回应。他坦言自己并未读过讨论所及的具体文本,但对其中涉及的社会理论脉络十分熟悉,并敏锐地指出倪老师的研究实质上是“以文学为例讨论社会理论”。由此,他切入一个根本性问题:文学与社会理论及社会现实之间究竟是何关系?他认为,传统的法学与社会科学依赖于清晰的因果逻辑和严格的概念体系,而文学的优势在于“无用之用”以及敏锐捕捉相对模糊甚至尚处于形成中的时代精神的先锋能力,它不惧怕创造新概念,且富有想象力。他盛赞“关联宇宙”“分形主体”与“修炼劳动”这三个概念对于理解数字时代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并分别阐述其与既存法律现实的张力:法律世界基于因果关系建构,而数字算法的运行逻辑却是相关性;“分形主体”精准描述了人们在线上线下多平台拥有不同身份与行为的碎片化状态,这对法律中关于责任主体的认定构成了挑战;而“修炼劳动”则启发他思考,德勒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所提出的“控制社会”在今日已演进为一种更精妙的、诱导自我优化的“修炼社会”,人们的每次点击、滑动屏幕都在进行着将自身生命经验转化为数据的劳动,对此我们需要新的法律和社会秩序做出回应。总之,尽管文学与社会理论思考和介入社会现实的角度不同,但二者能够相互补充彼此视角的不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薛静老师从自身阅读体验出发,开启了一场极具启发的探讨。她坦言,尽管理解世界观设定在研究中的重要性,但作为读者和观众,她个人更被作品中的情感模式所吸引。由此,她敏锐地捕捉到一个普遍的当代悖论:在互联网的公共话语中,“断情绝爱”已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恋爱脑”被污名化,人们热衷于宣称自己热爱“无CP大女主”和“个人奋斗史”;然而在私人领域,大众对情感咨询、乙女游戏乃至玄学占卜的巨大需求,却暴露了人们依然“为情所困”的真相。她指出,女性向玄幻作品恰恰为这种撕裂提供了一种想象的解决方案,在其中达成了身、心、神的新平衡:女性的自我实现即修仙飞升,与爱情事件不再割裂,而是深度融合,修仙通过爱情来实现。这形成了一种新的叙事动力,即女主角通过教会对方去爱、“点化”情感缺失的男主角来实现自我。男主角往往被设定为力量强大但情感麻木的顽石或师尊,在此“点石成金”的过程中,女主角完成了自身的情感修炼与主体确认,实现了自我价值。顺着这个思路,她以小说《向师祖献上咸鱼》为例,精彩地诠释了“修炼劳动”在当下的新形态。故事中,一位秉持“咸鱼”心态的现代穿越女,以其“不努力的劳动”或曰 “懈怠劳动”的姿态,反而成为了残酷修仙世界的一个系统BUG,并以此吸引了强大的男主角。她认为,这种叙事模式实际上是将经济下行社会中现代“社畜”应对工作的生存策略代入情感领域,形成了一种以道家“无为”姿态来养护自我、进行情感劳动的独特模式,极具时代特征。
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分析了“新情教”的情感结构特征。她认为,与经典文学旨在表现人性和爱情不同,网络文学更侧重于激发读者的情绪,情感本身成为一个需要被客体化处理和克服的人生课题。女主角往往带着防御之心入局,去超越以情为名的种种“劫难”。这种设定甚至引发了网文内部的自我解构,例如后期作品《正道魁首是如何养成的》便穿越到早期《花千骨》式的虐恋世界中,揭示其悲剧背后的隐情,完成了对旧有情感模式的批判。同时,她也注意到对于女性身体作为修炼“容器”承受酷刑的叙事,从早期的奇观化呈现,到如今因应女性主义意识觉醒而逐渐被反思和规避的演变。
最后,她将讨论提升至政治经济学层面,剖析了女性解放与资本扩张的复杂关系。她指出,资本主义逻辑一方面解构了爱情的本质主义神话,将其还原为生育与财产的经济问题,从而催生了“断情绝爱”的实用主义态度;但另一方面,人类对情感的本能需求并未消失,只是在新的语境下被扭曲或压抑。她用朋友戒烟的悖论精妙比喻了当代女性面对情感的矛盾心态:通过“戒断”来证明自己能掌控情感,其结果反而是为了证明“掌控力”而再度拿起。她深刻地指出,当前话语一味强调“断情绝爱”,却忽视了情感劳动主体对情感的根本需求,这可能导致新的压抑。因此,重新审视和探讨女性向玄幻小说中浮现的这些新型情感模式,其目的正是为了回应这一困境,寻找在当下社会结构中安顿我们自身情感的更复杂、更辩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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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花千骨》海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汤俏老师通过丰富的行业观察与文本分析,探讨了网络文学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多个维度。她分享了最近参与的一些研讨会上的跨界交流经历,观察到玄幻创作群体以男性作者为主,但女性作者在修仙题材中展现出独特视角。在创作层面,她注意到网络文学中“反套路”创新的活跃现象,列举了“灵气复苏流”“稳健流”等新兴流派,同时一些新的创作关注点也体现了性别视角的融合。她以番茄巅峰榜小说《且渡无双》为例,详细阐释了“反恋爱脑系统”如何将情感数据化:女主角通过治愈他人的恋爱脑来积累积分,修复宗门气运网络,这个设定完美呼应了关联宇宙、分型主体和修炼劳动三大理论——情感成为可量化的数据资源,主角通过情感劳动实现自我修为提升,同时在执行任务时产生“双意识分型”。最后,她指出网络文学研究需要融合文学、法学、宗教学等多学科视角,才能准确把握其作为“新大众文艺”的复杂面向。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施畅老师对倪老师提出的三大核心概念展开深度解读。就“关联宇宙”而言,施畅老师将修仙小说中“灵气稀薄”的经典设定,解读为对当下资源稀缺性的想象式映射。他以忘语《凡人修仙传》为例,指出作品中“散修”群体的奋斗叙事,并非单纯的奇幻情节构建,而是深刻映照了现实社会中草根阶层的成长困境——既面临资源匮乏的现实处境,又始终怀揣突破阶层壁垒的渴望,形成了虚构想象与现实社会的精准呼应。就“分形主体”而言,施老师梳理了“制造分身”的演变脉络:制造分身在早期现代性文化中体现为“伦理主体的自我分裂”,在晚期现代性文化中体现为“功绩主体的自我复制”。更具批判性的是,他指出当代婚恋平台的运作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分体实践”——通过数据画像对个体进行标签化、碎片化拆解,以此实现所谓的“精准匹配”。这种“系统匹配”承诺高效便捷,但将个体的复杂特质压缩为片面的标签与数据,必然导致对个体的主体性与丰富性的遮蔽。
就“修炼劳动”而言,施老师强调男频网络文学“发展主义”的“突破模式”——“突破”不仅迫在眉睫,而且兹事体大。他认为,这类叙事与当代知识劳动领域的集体焦虑形成强烈共鸣——在快节奏的竞争环境中,“跨越式发展”成为普遍追求,而“废柴逆袭”的情节恰是这种焦虑的情感投射。他进一步将《凡人修仙传》中韩立的修仙历程,巧妙比喻为一份“不断自我突破的学术简历”:从初期艰难积累修为,到逐步解锁技能、突破境界,每一步成长都如同科研工作中攻克难关、积累成果的过程,深刻揭示了修仙叙事与科研劳动的高度同构性。
此外,施老师还对“新情教”概念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新情教”的核心特征是一种“清醒之爱”或“通透之爱”。这是一种高度理性的情感模式——既强调情感中的自我负责,又注重保持个体边界感,拒绝无底线的情感内耗。现代人推崇、追求“清醒之爱”,但也因深陷“拎不清之爱”而颇感苦恼。他引用关心则乱《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顾廷烨对明兰对“夫妇分离”之事“顶多哀怨上三五天”的精准洞察,展现了“清醒之爱”的理性认知。施老师进一步指出,这种“清醒之爱”的背后潜藏着复杂的矛盾:它既是对情感资本主义规训的某种内化——在消费主义与效率至上的逻辑下,情感被纳入“理性计算”的框架;同时也蕴含着一种防御性智慧——通过明确边界避免情感过度投入导致的自我耗竭。
更值得关注的是,“新情教”还伴随着新的性别困境:一方面,“恋爱脑”“舔狗”等标签成为对情感投入者的双重污名,分别指向女性与男性群体;另一方面,知识女性被舆论期待扮演“绝然清醒”的先锋姿态,承受着“不能流露脆弱情感”的隐性压力。综上,施老师认为,所谓“新情教”,正是在多重张力的交织中探索当代情感生存的可能性:它既存在“情感计算”与“情感渴望”的矛盾,也面临“理性疏离”与“情感需求”的拉扯,同时还要应对“先锋姿态”与“真实困扰”的冲突。而这种在矛盾中不断摸索的过程,正是当代人共同面对的“情感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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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凡人修仙传:重返天南》剧照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黄雨伦老师从德国美学与系统理论出发,提出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跨学科视角。相较于法国思想传统对“affect”的强调,德国哲学更关注“情调”(Stimmung),这种前主体性的“氛围”概念有助于分析当代社会心态的生成机制。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引入社会学家卢曼的系统理论,并将其作为理解网络文学的重要框架。她特别运用卢曼的“系统耦合”概念来辨析类型结构:古言小说可视为“爱情系统”与“宗法系统”的耦合;仙侠文则是“爱情系统”与“超宇宙系统”的耦合,其中天道、誓言、修炼等级等要素均与情感系统紧密关联。对于近年兴起的“断情绝爱”叙事,她指出其中存在深层悖论:主人公往往因被父母、伴侣甚至子女伤害而产生对“无条件偏爱”落空的失望,进而宣称“断情绝爱”。然而情感并未真正中断,而是转向新的对象——或是新的伴侣,或是由男女之爱转移到宗门师长、同门关系的认可之中。由此可见,尽管爱情系统的优先性似有下降,但对“爱的道德秩序”的追求仍在以新的制度性与关系性形式持续运作。最后,她以《花样男子》的漫画结局为例,强调其与东亚各国影视改编的显著差异。许多改编往往通过婚姻、成功或阶层上升来为爱情关系提供“终局性”确认,使情感故事在资本主义与家庭制度的框架内获得稳定意义;而原著漫画并未让杉菜与道明寺以婚姻或社会地位来封闭关系,而是保留一种开放而持续的情感联结——既不受制度束缚,也不以物质回报为前提。在她看来,正是这种超脱制度契约与物质条件的真挚情感,使“爱”的意义得以从资本逻辑中抽离,并以更纯粹的方式展现其道德核心。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王利平老师从自身阅读体验出发,分享了她对于社会学与文学关系的重新思考。王老师指出,传统社会学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存在局限,受访者的回答往往经过理性加工,难以捕捉人们那些前意识的、流动的情感与念头。而网络文学恰恰以其敏锐的感知力捕捉到尚未沉淀为明确意识、更未制度化的时代情绪与心灵变化。在她看来,在把握社会心态的前沿动态方面,文学最为敏锐,社会学居中,而法学则相对保守。她特别谈到网络文学独特的真实感:尽管故事背景完全架空、情节匪夷所思,却让她在阅读时感受到强烈的当下性。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体验促使她反观自己的教学实践,她年少时代流行的爱情影视作品是《东京爱情故事》,也塑造了整一代人的情感预期——情感是热烈的、真诚袒露的主体间关系,这与年轻一代在网络文学中表现出来的“分形主体”观念已大相径庭。这种代际差异无论对社会科学研究还是教育观念都提出了新的命题,并且提出了新的预设和问题空间。
提问环节,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张锦老师从自身作为女性观众对短剧的着迷出发,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这类作品的“爽感”源泉究竟是什么?她认为这背后是人们对世界经验的渴望。她敏锐地指出,倪湛舸老师的理论工作实际上是在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连接问题,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与信息时代的现实相对接。虽然资本力量无处不在,但她仍从短剧中看到了希望——当男女主角共同说出“我不喜欢不公平”时,那种对平等的朴素渴望,正是革命经验在当代的情感回响。随后,一位编剧从创作实践出发,提出了尖锐的观察:在当前的创作环境中,“欲”正在被系统性排除,色情内容被阉割,更具实验性的酷儿玄幻转向地下。她质疑在这种背景下,“女性向”创作是否还能保持完整。倪老师在回应中肯定了这种观察,指出“情教”与“欲教”始终是并存的传统。她提供了一个重要历史视角:在前现代中国,色情文学并未被非法化,这一现象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的产物。她以墨香铜臭的作品在全球的成功为例,说明“欲教”所代表的身体性和原初欲望具有跨文化的普遍吸引力,虽然在国内被商业收编或转入地下,但在全球范围内仍充满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