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谢雯老师首先介绍了张杨老师的研究方向和讲座的主要内容。张杨老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及社会理论，学术成果丰硕，曾于《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及《社会学研究》等中英文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并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颁发的查尔斯·蒂利最佳论文奖（Charles Tilly Best Article Award）等多个重要学术奖项，是当代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者。谢雯老师指出，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现代转型，为学者们在历史社会学框架下深入审视研究理论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经验。本次张杨老师受邀主讲的内容，即以个人学术经历与学科观察为线索，勾勒出中国历史社会学在英语学术界（以美国为主）兴起与发展的立体图景，并对其理论内容、学科定位及未来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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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老师在讲座中

张杨老师首先回顾了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脉络。张老师指出，英语学界系统性的、以中国为核心对象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是最近20年的事情。然而，将中国置于与西方比较历史社会研究中的学术传统则源远流长。早在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理论、韦伯（Max Weber）撰写《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时，中国即已作为可与欧洲现代性进行比较的案例出现。此后，在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理查德·拉克曼（Richard Lachmann）等多位学者的研究著作中，中国始终作为西方国家不可或缺的比较对象存在。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大多并非由专攻中国领域的西方学者开展，也往往没有运用中文一手文献和研究著作，因而在材料与视角上存在一定局限性。

而当代中国历史社会学作为继定量研究（“第一波”）和民族志与访谈研究（“第二波”）之后兴起的“第三波”社会学中国研究，直至2003年方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崭露头角。张杨老师通过对《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AJS）、《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ASR）等顶尖期刊文章内容的分析指出，尽管目前这些刊物中，涉及中国历史社会学的论文数量占比（约30%）仍不及定量研究、民族志与访谈研究，但已初步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学科格局。同时，在与政治学等相邻学科的对比中，中国历史社会学在主流期刊上的成果表现更为突出，显示出其独特的学术影响力与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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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至2024年，《美国社会学杂志》

与《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的中国研究文章统计

随后，张杨老师指出，近20年中国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主要围绕六大核心主题展开，这些主题均与中国现代性的“塑造与再造”（making and remaking）密切相关。传统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在考察中国社会时，往往将1949年视为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关键分水岭，认为中国国家建设、革命进程与政体形态在此之后基本定型。然而，现代性本身始终是一项未竟的工程，在1949年之后，中国同样历经了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深刻变革，持续推动着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塑造与再造（making and remaking）。其中，首先为对“革命与抗争政治”（revolution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的研究，其范畴涵盖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建国后各时期社会运动等多个重要历史事件。其次为对“资本主义和政治经济学”（capital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为何未兴起的经典追问，以及对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转型的分析。再次为对“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的研究，聚焦中国国家形态的长时段演变与形成。在第四个主题“阶级与性别”（class and gender）中，研究者关注中国社会结构与身份认同的演变，该方向也是当代美国历史社会学领域的重要议题之一。第五个主题为“民族主义与宗教”（nationalism and religion），其中也包括对族群性（ethnicity）的研究，主要探讨现代中国的民族认同、宗教信仰，以及多民族国家中的族群建构问题。第六个主题“帝国、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empire，imperialism，postcolonialism）则从全球史与殖民经验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在殖民背景下的知识生产。张杨老师强调，上述研究主题虽各有侧重，但其根本意识均指向中国的现代转型，共同构成了一个以“现代性”为核心关怀的历史社会学知识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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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Edited by Julia Adams, Elisabeth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

张杨老师进一步为大家提炼了在中国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常见的四种理论化研究方式。第一种方式为“特定历史解释/阐释”（specific historical explanation/interpretation），其写法近乎传统史学，侧重于对具体史实的梳理与细节的还原，社会学理论色彩相对较淡，如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最近对中国广西地区暴力事件的研究。第二种方式为“中层社会机制”（middle-range mechanism），核心旨趣在于提炼出具有跨情境（不同案例/国家）解释力的社会机制，进而与美国主流社会学界乃至国际社会学界对话，其主要读者为社会学家而非中国研究专家。张杨老师本人的部分研究即属此类，其理论框架曾被美国学者引用，并借此分析美国早期政党形成、哥伦比亚内战等不同案例，体现了这类研究方式的理论延展性。第三种方式为“一般性社会学理论”（general social theory），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等宏大理论体系做出修正或补充，如孔诰烽（Ho-fung Hung）借中国历史经验，对后殖民理论的补充。第四种方式为构建“大叙事”（meta-narrative），张杨老师认为，这是中国历史社会学研究中，最具挑战性、最难被他人理解的一种方式。这种叙事并非以追求一种普适性规律为目标，而是致力于刻画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独特且复杂的 “单一事件”或“历史个体”（singular event or historical individual），它将历史社会学理论工具深度内化于对重大历史进程的描绘之中，其贡献不局限于提出可检验的社会机制，而在于为特定历史现象提供一种深刻且富有启发性的解释框架。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等著作，以及旅美中国社会学家赵鼎新的《儒法国家》（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和徐晓宏的遗著《大分离》（The Great Separation）均是这类“大叙事”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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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马克斯·韦伯 著，康乐 / 简惠美 译

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

继而，张杨老师明确了中国历史社会学在学科整体中的定位。首先，他强调以单一国家为聚焦对象的研究（focusing on a single country）具有其学术合理性。对中国展开考察并非研究者们的视野受限，而是试图通过深入把握一手材料与本土语境，实现更精准的理论对话，这类似于美国政治发展研究（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对美国政治史的单一观察。其次，在学科关系层面，中国历史社会学与比较历史社会学（China-focused historical sociology v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ociology）之间的关系，亦可比拟为美国政治发展研究与比较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即尽管研究对象集中在中国，但其问题意识、分析框架与理论对话始终面向更广泛的社会科学整体领域，旨在参与全球性学术讨论，而非局限于区域研究的范畴。再次，从学科发展趋势来看，近二三十年来，整个历史社会学领域都呈现出“重历史、轻比较”（less comparative，more historical in CHS）的趋势，传统实证主义框架下的比较方法持续引发学界反思。不过张老师认为，尽管以“求同法”与“求异法”为代表的传统比较方法存在局限，但其方法论价值并未因此丧失。关键在于，研究者应超越机械式的比较，转而探索一种更为灵活、更具语境敏感性的比较研究路径。

张老师同时讨论了中国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包含的多重学科内涵。作为历史社会学分支领域，中国学者既吸收着美国历史社会学各代际学者的理论成果，亦对此展开批判性反思；作为中国研究的一部分，其始终面临着学科研究与区域研究之间的张力。美国社会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美国中心主义（American-centrism）倾向，使它国社会研究在该学科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故1980年代以来中国早期旅美社会学者出于职业发展的考虑往往更强调其学科导向而相对淡化其区域身份。不过张老师指出，新一代研究者正在努力平衡二者，在深入中国具体经验的同时，也始终保持着与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对话；作为跨国知识生产网络中的行动者，张老师认为中国学者应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不仅要做到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具有理论延展价值的机制，更应积极介入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建构，同时加强与非中国研究学者的合作，塑造跨语言、跨国家的学术共同体，推动中西学界在历史社会学知识上的双向译介与平等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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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世界》海报

黄善赉

最后，针对AI时代对历史社会学的潜在冲击，张老师持审慎而乐观的态度。他指出，AI目前尚难以替代历史社会学研究所需的三种核心能力：一是知识的精细度，即通过对历史原始档案的深度辨析挖掘、解读史实的能力；二是知识的整全度，即跨越多学科边界，对不同领域知识进行整合的能力；三是人文品位与历史洞察力，即提供独特视角、理解复杂意义、拓展认知边界的能力。因此，张老师主张采取“人机协同”的研究策略：AI可高效完成翻译、校对、数据提取等辅助性工作，而研究者则应继续深耕传统研究的基本功，致力于培养自身文本细读、批判思考与理论塑造的能力。

在讲座结束之际，张老师展望了历史社会学未来的发展面向：建立跨学科的历史社会科学共同体，铺设跨国、跨语言的研究合作网络；在社会学整体中倡导“历史化的社会学”，使“历史感”（historicity）成为该学科研究的基础；同时鼓励青年学者兼顾中英文著述发表，主动参与国际对话，增强来自中国本土的研究在英文历史社会学领域的能见度。

在评议环节中，罗祎楠老师高度评价了张杨老师的讲座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历史社会学研究置于时代精神运动的框架中予以阐释。首先，张老师的报告勾勒出一条自韦伯时代延续至今的精神运动史，其核心内容在于研究者主体性与既有知识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正是这一精神历程的重要体现。其次，虽然现代社会科学已建立起一套以概念化、抽象化与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实证知识体系，但在西方与中国学界内部，始终涌动着一股不安于传统框架、试图突破既定体系的研究力量，其根源或可追溯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识论。最后，罗老师强调，当前中国学者们的工作正体现出鲜明的理论自觉性，他们立足于中国经验，试图通过研究者主体的反思性参与实现对中国社会与世界的新理解。而中国历史社会学正是这场旨在重塑时代认知方式的、仍在进行中的精神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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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祎楠老师评议

张静老师从中国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角色转变出发，对张老师报告中所呈现的学科史脉络与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张静老师指出，早期的传统中国历史研究虽以本土史料为基础，成果丰硕，但其研究目的较为单一，且尚未触及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学科导向或区域导向，缺乏相应的问题意识；而随着西方中国历史研究及历史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中国学者开始吸收并运用比较历史的分析方法，在中西对照中提出诸如“中国的各方面发展为何曾长期停滞”等问题。在这一阶段的比较研究中，中国往往被视为一个可供西方国家对照的“他者”，承担着提供历史教训与反思案例的角色；到了近现代和当代，伴随着国家的持续发展和转型，中国研究的问题意识再度发生重要转向。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研究者开始提出“转型期的中国为何并未如历史中国一度停滞不前”等一系列新问题，尝试从中国自身的改革实践中提取积极的理论内涵。更进一步的，学者们期待能够从中国研究中归纳出具有一般理论意义上的转型经验，即回答“中国研究能为社会科学贡献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使中国成为社会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这要求研究者从阐释现有理论，转向从实践经验中发现新理论，从而真正实现学科导向和区域导向、学科认同和区域认同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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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老师评议

谢雯老师总结指出，张老师的讲座不仅系统梳理了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脉络，更深入触及在全球化学术语境下，研究者如何平衡学科自觉与本土关怀、如何融通理论范式与传统经验等重要议题，展现出一种兼具历史洞察力与理论雄心的学术姿态。罗祎楠老师与张静老师的评议，则分别从不同维度丰富了研讨的层次。与会学者们的共识在于，中国历史社会学研究已经走过了其单纯作为西方理论检验场的阶段，正在迈向一个更富研究主体性、更具理论建构意识的新时期。

此外，张杨老师与在场师生也围绕讲座中涉及的若干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包括“大叙事”的内容与性质、历史社会学方法论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启示，以及中国历史社会学理论创新的边界等等。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