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森教授主要围绕其与斯特凡·琼森（Stefan Jonsson）合著的《欧非关系：欧洲一体化与殖民主义的未被讲述的历史》（Eurafrica: The untold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Colonialism）一书展开，追溯了“欧非”（Eurafrica）这一概念的思想源头。汉森教授通过欧罗巴岛（Europa）的案例引入“欧非"概念，这个法国海外领地是众多从未实现非殖民化的小岛之一，这些小岛面积虽小，却使前殖民国家得以保有领海权、资源开采权等重要战略利益，并常被用作军事基地。同样，南美洲的法属圭亚那作为法国领土的一部分，已高度融入欧盟；而西班牙在今天摩洛哥境内还有休达（Ceuta）和梅利利亚（Melilla）两块属地，休达是欧洲在非洲最早的殖民地，15世纪被葡萄牙占领后，就从未被非殖民化。西班牙加入欧盟时，这两块飞地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欧盟领土，与摩洛哥之间修建了高大的围墙、铁丝网，还配备了热成像摄像头，目的就是阻止非洲难民和移民进入欧盟在非洲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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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欧·汉森教授在讲座中

欧盟条约规定仅欧洲国家可申请加入，但成员国自身领土却常跨越大洲。20世纪80年代摩洛哥申请加入欧盟，遭到拒绝的理由是“摩洛哥不是欧洲国家”；但西班牙的领土横跨两大洲，法国的领土甚至横跨四五个大洲。欧洲的历史是全球性的，但在研究欧盟时，人们却习惯性地将其局限于欧洲大陆，不管是在历史地图还是当代地图上，欧盟都被描绘成一个孤立的大陆实体。只有在欧元纸币上，这些分散的海外领土才被标注出来，作为正式的承认。几年前，法国的海外领地马约特岛（Mayotte lsland）举行公投，投票决定成为法国的一个省，正式加入欧盟——这相当于欧盟在非洲的又一次“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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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en, Peo, and Stefan Jonsson. Eurafrica: The untold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colonialism.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不仅欧洲各国有殖民历史，欧盟自身也有，而这一点已经几乎快被学界遗忘了，并把欧盟描绘成“后殖民时代的产物”。What is Europe?和The Choice for Europe等书削弱了20世纪50到60年代欧洲共同体成立的殖民考量，认为殖民地“是成员国各自的历史，与欧盟本身无关”。1957年英国殖民地加纳独立，而同年《罗马条约》签署、欧洲一体化正式启动，于是就产生了“非殖民化与欧洲一体化同步进行”，但事实并非如此。同年，《纽约时报》上法国著名政治家皮埃尔-亨利·泰特让（Pierre-Henri Teitgen）指出了殖民主义议题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中的重要性：“非洲的选择范围包括美国阵营、苏联阵营、万隆会议集团、亚非自由国家集团，但是非洲殖民地就是殖民地，它们没有任何自主权。”冷战、全球反殖民斗争、维护殖民帝国的企图三者相互交织，欧洲共同体的计划就处于这一漩涡的中心，试图应对并对这一局势加以影响。

1918年一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已经筋疲力尽、元气大伤，从而催生了各种新的世界空间构想。理查德·尼古拉斯·冯·康登霍维-凯勒奇（Richard Nikolaus von Coudenhove-Kalergi）创立泛欧运动（Pan-Europa Movement），主张欧洲和平需通过合作实现，但由于欧洲内部的矛盾太复杂了，因此应该让殖民帝国先在非洲展开合作，然后再将这种合作延伸到欧洲大陆，这就是“欧盟与非洲”构想的开端。非洲可为欧洲提供工业原材料、粮食供给、过剩人口的迁移土地、失业者的就业机会及产品市场，这一构想本质上是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资源掠夺方案，带有鲜明的种族主义色彩。其他构想比如德国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意大利的“定居殖民主义”等都是从欧洲的人口问题出发，完全将非洲视为“新的”地理空间，而非洲人最多只能从事体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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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uropa 1923 (Richard Coudenhove-Kalergi)

二战后，欧洲遭受重创并被美苏瓜分，但非洲不在美苏的直接控制范围内，因此“欧非”概念从理论转向实践，被认为是欧洲“重获失地”的最后机会。1950年的舒曼宣言（Schuman Declaration）虽聚焦欧洲煤钢产业合作，但已明确将非洲大陆的发展列为欧洲的重要任务。法国提出将非洲作为“嫁妆”，以吸引德国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1957年《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的签署是“欧非”概念实践的关键节点。1961年的地图（Official EEC map）呈现了1957年欧盟和非洲殖民地的范围，包括六个创始成员国和其庞大的殖民地领土。

《罗马条约》中将阿尔及利亚纳入其中，因为此时，中东的石油控制权已经脱离欧洲，而且欧洲正面临能源短缺，而尼日利亚发现了大量的油气资源，这对于欧洲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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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 EEC map; six Member States and associated Overseas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OCTs) as at 1 July 1961.

Source: La Communaut europenne, Cartes, Luxembourg-Bruxelles: Service de presse et d’information des Communaut.s europ.ennes, Avril 1962.

最后，汉森老师讨论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关于殖民的记忆被压制的原因——“欧非空间”是一个“消失的中介”。它建立在传统的领土殖民主义基础上，一旦非洲国家获得独立成为主权国家，“欧非空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动力，但它的结构性要素依然存在。它为“后殖民时代”铺平了道路，批评者称之为“新殖民主义”，而大多数人则称之为“发展”和“非殖民化”，非洲国家虽然在形式上独立，但“联系国”体系依然延续。欧盟在1963年与18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谈判达成了《雅温得联系国协定》，建立了新的“联系国”制度。但这份协议本质上是欧洲主导的，非洲国家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体现了依附理论中的欧非关系。

欧洲一体化的殖民历史被忽视的原因有多个维度：首先是方法论殖民主义（Methodological colonialism），学术界对单个殖民帝国的历史研究较多，但欧盟作为超国家组织，其殖民历史处于研究视野的“夹缝”中，未得到充分关注。其次是方法论大陆主义（Methodological continentalism）将欧洲和非洲视为外部关系，而忽视了它们在历史中的内在联系；欧洲中心主义（Methodological Eurocentrism）将欧洲研究局限于欧洲大陆本身。还有马修・康纳利（Matthew Connelly）等历史学家指出的冷战视角（Cold War lens）往往简化非殖民化进程，忽视了那些与美苏无关的独立斗争。非殖民化的视角（Decolonization lens）简单将非洲国家独立的进程理解为殖民统治的终结，忽视了殖民主义的结构性影响。此外，欧盟是一个精英主导的超国家体系，缺乏广泛的民众参与，没有来自社会运动的压力要求正视其殖民历史，使其官方叙事长期回避这一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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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utch Settlement in India

Ludolf Bakhuizen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当前，欧盟明确将非洲定位为“地缘政治优先事项”，这种表述若置于欧洲内部历史语境中就类似德国称波兰为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先事项，极易引发外交危机。然而，此类针对非洲的表述却未受到相应审视，其根源在于欧盟整体的殖民历史在公共记忆中被严重遮蔽，尽管个别成员国如法国的殖民历史相对为人所知。而在这一语境下，欧盟往往将中国视为在非洲的主要竞争对手。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曾表示，“欧洲不应为中国拥有的铜矿与港口修建公路”，这类表述忽视了非洲国家的自主决策权。欧盟甚至声称欧非构成了“联合国最大的投票集团”，但现实政治实践——如在乌克兰危机中非洲国家并未与欧盟保持一致——暴露出此宣称与实际情况的脱节。尽管这种不一致引发欧洲舆论的不满，但欧盟依然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样的集团存在。

评议环节，刘海方老师认为，讲座揭示了欧非关系中被忽视的“前史”，并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冷战时期美苏在争夺非洲时，欧洲是否已将中国视为非洲事务的潜在威胁？二是2006年中非合作升级后，欧洲出现了关于中欧非三方合作的讨论，这种讨论背后是否存在未被充分讲述的叙事逻辑，以理解欧洲对非洲“竞争对手”认识的延续与变化？汉森老师对刘老师的问题做两点回应。在冷战时期，中苏双方均将“欧非”概念视为欧洲殖民主义的延续。而关于中欧非三方合作，欧洲的相关讨论本质上仍是基于自身利益与“势力范围”的考量，担忧中国在非洲影响力上升冲击其传统利益，这种心态与历史上欧洲对非洲的控制欲一脉相承。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塞古・杜尔（Sékou Touré）都对”欧非”概念持强烈怀疑态度，并积极推动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运动。恩克鲁玛担心非洲非殖民化会导致巴尔干化，即帝国被分裂为多个名义上是独立国家，但实际上依赖于帝国中心的小单位。而且，欧洲对万隆会议存在显著的焦虑情绪，将其与苏联、美国并列为需防范的“外部势力”，并试图阻止这些势力介入非洲事务。此外，当时欧洲普遍认为非洲非殖民化应推迟至21世纪，一方面宣称法属非洲不存在殖民抵抗，另一方面又急于推进”欧非”合作进程以巩固自身影响力。

陈一峰老师从法学与制度层面出发，指出欧盟的自由流动权自其前身欧洲共同体时期即带有殖民烙印。《罗马条约》中对阿尔及利亚人口自由流动权的限制，以及将非洲殖民地居民称为“居民”（inhabitants）而非“人民”（people）的表述，反映了欧盟法律体系中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与殖民逻辑。“人民”一词隐含着民族自决权的意味，这对殖民国家而言构成重大问题，而“居民”则被定位为本地劳动者、原材料提供者及欧盟产品的消费市场。欧盟内部的“工人”概念也主要限定于欧盟成员国公民，关于种族资本主义的研究指出，这种对劳动者的分类体系深刻影响了欧盟及海外领土的经济结构。此外，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成立之初设立的欧洲发展基金（European Development Fund），名义上支持相关海外领土的经济发展，实则主要为欧洲企业在这些领土的扩张提供支持，这种“非正式帝国”在非殖民化名义下持续扩张。在移民问题上，非洲人口无法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欧盟自由流动权，欧盟及意大利等成员国在叙利亚、利比亚等地实施域外拦截等难民政策，进一步加剧了人群间的分化与歧视。进一步地，“欧非”概念是否是欧洲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欧盟是否曾正式宣称过类似“势力范围”的主张？在这种殖民想象下，中欧非关系应如何构建才更具合理性？汉森老师回应称，“欧非”概念与门罗主义在本质上都是排他性势力范围的思维，美国驻法属西非大使曾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明确将”欧非”称为欧洲的”门罗主义”，主张支持欧洲维持在非洲的势力范围。欧盟虽未正式使用“势力范围”一词，但从其政策实践与官方表述中可清晰看出这种心态。例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卸任前曾发表关于战略自主的声明，称由于美国无法在全球各地同时存在，欧洲应加强军事能力，准备在非洲进行军事干预；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虽声称”势力范围是上个世纪的产物”，并将矛头指向俄罗斯，但欧洲在非洲的实际行动仍延续着势力范围思维。欧洲长期难以真正认可非洲国家的主权，这种心态并非欧洲独有，而是所有殖民国家及大国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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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e of the African War

Josep Cusachs

周一川老师从1963年卡尔·施米特引用毛泽东的诗《念奴娇·昆仑》引入。“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施米特认为，毛泽东通过这首诗表达了1945年后对世界的后殖民想象，但这种解读未免过于简化，毛泽东试图强调的是1945年以后国际秩序的变化与断裂，而汉森老师试图强调同一时间段国际秩序的历史连续性。周一川老师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重审欧洲统一的阴影下的非洲统一时发现，帝国逻辑不仅存在于殖民语境中，在社会主义语境中也发挥着主导作用。例如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东欧国家便处于苏联的主导之下，这一现象就体现了社会主义语境中的帝国逻辑；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也为非洲成为政治主体而非客体提供了可能，比如20世纪50年代末的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毛泽东提出的“第三世界”理论等意识形态在此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追问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后殖民转型，在“欧非空间”的历史阴影下，如何看待泛非主义的命运？过去几十年我们并未看到非洲国家真正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联盟，泛非主义运动在历史上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二是如何评价当代中非关系？中国在非洲的角色与欧洲殖民历史上的角色有何本质区别？是否存在令人担忧的方面？

汉森老师回应称，施米特担忧世界走向普世化——从法理上而言，所有人、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可以坐下来共同制定规则，这会威胁其主张的“非竞争性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即各国划分势力范围、互不干涉，而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与这种主张并不相符。但特朗普的部分言论与政策（如宣称对格陵兰、巴拿马拥有主权）带有施米特主义色彩，即强调势力范围而非传统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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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

20世纪德国著名政治思想家

意识形态在欧非关系中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为欧洲的殖民统治与“欧非”合作提供了合法性支撑；另一方面，泛非主义、第三世界理论等意识形态为非洲国家的独立斗争与自主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针对泛非主义运动的困境，汉森老师指出，非殖民化虽然带来了非洲国家的政治独立，但殖民主义的结构性影响（如经济依赖、国家分裂、边界争端等）依然存在。《雅温得联系国协定》等协议进一步强化了非洲国家对欧洲的依赖，非洲新领导层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与内部困境。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在1958年公投中拒绝加入“法兰西共同体”以及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FCFA）体系，遭到了法国的严厉报复：法国拆除几内亚铁路设施、盗取工厂设备，甚至秘密印制大量假钞在几内亚境内散布，破坏其货币体系。其他非洲国家领导层目睹几内亚的遭遇后，意识到反抗欧洲的巨大风险，部分领导人选择与欧洲合作，科特迪瓦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便是典型代表，他积极参与《罗马条约》谈判，成为法国“法属非洲”理念的支持者，同时反对恩克鲁玛与塞古·杜尔倡导的泛非主义。此外，欧洲长期推行”分而治之”策略，部分非洲领导人遭暗杀，法国多次策划政变，推翻不合作政权等混乱局势，进一步阻碍了非洲的团结与一体化进程。不过，当前西非萨赫勒地区的相关运动驱逐了法国驻军，但法国现在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轻易报复，这一变化可能会影响其他非洲国家的决策。

关于当代中非关系，汉森老师表示，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模式与欧洲殖民历史上的掠夺性关系有着本质区别。中国尊重非洲国家的主权与自主选择，合作聚焦于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等非洲迫切需要的领域，与欧洲历史上的资源掠夺、政治控制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他也认为，中国在非洲的角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存在不同解读，但应基于客观事实与非洲国家的真实感受进行评价，避免被西方的片面叙事所误导。

主持人段德敏老师最后进行总结，指出汉森老师的讲座为理解欧非关系与欧洲一体化提供了全新的历史视角。欧洲一体化的殖民历史作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其被忽视的现象本身就值得深思。欧洲部分精英所持有的欧洲一体化“纯洁性”的观点本质上是一种”欧洲版的历史终结论”，这种心态导致欧洲在国际事务中常常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难以客观看待自身历史与全球格局的变化。正视殖民历史并非否定欧洲一体化的积极意义，如战后欧洲的和平稳定、经济合作等，而是为了更全面、客观地理解欧洲一体化的复杂性，避免历史虚无主义。对于非洲而言，了解这一历史有助于揭示非洲发展滞后的深层原因，推动非洲国家在主权独立、经济自主、区域团结等方面的努力。对于中国而言，这一历史视角也为中非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借鉴，即坚持平等互利、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与非洲国家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