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开场，张国旺老师首先作主旨引言，坦诚分享了《心有所寓：刘震云的延津世界》一书的写作历程与撰写心得，也提出了本次希望与各位师友共同探讨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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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旺老师引言

第一，写作历程与个人生活经历的深度绑定。张国旺老师坦言，这本书并非严格规划下的学术产物，而是从疫情初期动笔，前后断断续续写了数年，写作过程始终与疫情这一长时段社会事件相伴而行。尽管最初的写作动因与疫情无关，但疫情带来的日常生活秩序崩塌、个体生存的压抑感与空间禁锢，让他对刘震云笔下“生活在别处”“无地彷徨”的精神状态有了切身体会。书中三大篇章结尾处“跋语”记录的写作当下的生活片段，无论是买好车票却遭遇封禁，还是疫情中的日常变故，都是对这段写作与生命交织过程的真实保留。

第二，文本解读背后的文学思想脉络。张国旺老师提到，自己在解读刘震云的过程中，脑海里始终浮现着鲁迅、海子、汪曾祺等现代作家的文学意象，这些内容虽未在书中刻意展开，却构成了文本解读的底层参照。比如《一句顶一万句》里杨百顺不断出走、牛爱国无以为家的精神状态，始终与鲁迅《呐喊》《影的告别》里的彷徨形成互文；而《一日三秋》里打开的开放精神空间，以及对日常生活趣味的发掘，又与汪曾祺的创作形成了呼应。这一点也恰恰契合了刘震云本人对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自觉承接，其早期《向鲁迅学习》一文里，便已展现出对五四文学传统的独特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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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旺著《心有所寓：刘震云的延津世界》

商务印书馆，2026年

第三，拒绝采用理论堆砌的写作方法论。张国旺老师提到，书稿成书过程中，曾有多位出版界的朋友建议，作为深耕西学与社会理论的学者，可以考虑在书中加入更多理论内容以凸显特色。但他最终婉拒了这些建议，因其更希望把对社会理论的思考，完全融于文本细节的分析之中。他提出，刘震云的小说有着极强的现代主义抽象性，人物多以符号化的方式呈现，叙事只聚焦于核心的精神出走线索，省略了大量生活细节。因此这本书的解读，本质上是对小说文本补充性的“二创”——把刘震云的小说当作“田野调查材料”，用自身的经验与想象发掘、补全文本中省略的细节，完整呈现普通人生活的复杂肌理。

第四，对“日常生活及其超越”核心主题的阐释。张国旺老师解释，本次会议的主题，正是全书的核心内核。书的前两部分，核心是拆解刘震云笔下日常生活遭遇冲击时，个体面临的生存危机与精神困境；第三部分则以《一日三秋》为核心，探讨个体在破碎的生活秩序中，能够寻找到的超越性资源与精神安顿的可能，最终回应一个核心问题：当个体最在意的生活面向被剥夺、生活秩序彻底崩塌时，人究竟有没有可以调用的超越性资源，来重新安顿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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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1958——）

第五，提出待共同探讨的核心问题。引言结尾，张国旺老师也抛出了几个写作中始终未能完全厘清的问题，希望与在场师友共同探讨：其一，刘震云小说中以“说话”为核心的叙事方式，其文学表现的深层内涵究竟是什么，这种对“说话”的极致关注，为何能带来强烈的阅读冲击；其二，小说中反复呈现的人情社会与人伦纠葛，对理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自然状态”有何意义，为何中国人的人际交往，总会从一件具体的小事，一步步推及道德原则，最终走向关系的彻底破裂；其三，刘震云笔下杨百顺、牛爱国、明亮三代人物的出走与追寻，本质上是否回应了“我们是谁”这一现代人的根本命题。

围绕张国旺老师的主旨引言，参会与谈交流的学者们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对刘震云的小说创作与《心有所寓：刘震云的延津世界》的学术价值展开了多维度解读，形成了丰富的思想对话。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晓力老师率先发言，从宗法制与思想史的视角，为文本解读提供了全新维度。他首先高度评价了这本专著的学术价值，认为张国旺老师的写作打破了原作“出延津—回延津”的封闭结构，极大提升了刘震云作品的思想性，其中不少解读甚至超出了作者本人的创作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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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著《一句顶一万句》

花城出版社，2022年

赵晓力老师提出，《一句顶一万句》的主人公吴摩西（杨百顺），其核心身份是“无宗者”。传统中国宗法制中，改姓意味着绝旧宗而入新宗，是关乎宗法传承的大事，而吴摩西一生数次更名改姓，从杨百顺到杨摩西，再到吴摩西，最终在火车上自称为罗长礼，本质上是完成了从“无宗者”到“另立新宗”的转变。这一过程并非张国旺书中所言的“自己做自己的父亲”，而是对先秦宗法制中立新宗传统的文学呼应。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辨析了中西方超越路径的差异：亚伯拉罕诸教是将父权抽象化、形而上学化，而中国宗法制则是将父子关系向上向下无限延伸，把宗法关系本身作为抽象化的核心。同时他强调，超越并非只有向上的宗教超越，《一日三秋》中花二娘的“向下超越”同样是中国人精神超越的重要形态；而小说里的明亮，本质上是延津民间智者老董的精神传人，承接了民间传统里的超越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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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著《一日三秋》

花城出版社，202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刘亚秋老师从社会学研究视角出发，围绕“虚与实”的辩证关系，探讨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精神超越的可能。她坦言，自己此前并未完整读过刘震云的小说，正是通过张国旺的这本书，才真正走进了“延津世界”，也被书中跳出理论桎梏、直面生活本身的写作方式打动。

刘亚秋老师提出，理解刘震云小说与张国旺解读的核心，是“虚与实”的辩证关系。世俗意义上可触摸、可量化的现实生活是“实”，人的精神世界、情感体验是“虚”；但对个体而言，精神世界的“虚”才是生命的实在，反而充满变动的现实生活是“虚”的。小说里杨百顺对原生家庭的逃离、对“说得来”的人的追寻，本质上是对精神层面“虚”的家园的寻找。她进一步指出，刘震云笔下的喊丧、社火、喷空，以及张国旺书中重点分析的酒、旅途、梦境等意象，正是普通人搭建在虚实之间的超越通道。这些短暂的、非日常的瞬间，打破了日常生活的沉重枷锁，为个体提供了脱离人际纷扰、实现自我安放的空间；即便转瞬即逝，也能为个体提供持续的生命滋养，这正是普通人最本源的生命力所在。同时她也提出，个体的精神安顿本质上是人性的核心命题，历史与社会变迁仅为其提供背景，二者并非线性的决定关系，这也是刘震云小说能够跨越时代引发共鸣的核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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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与外祖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凌鹏老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张巍卓老师分别从历史叙事与文本结构的角度，对刘震云的小说展开了解读。

凌鹏老师聚焦于小说中“家与孤独”的核心张力，提出刘震云的小说有着极强的历史性——它并非书写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精准捕捉了20世纪中国不同阶段普通人的精神心态变迁。《出延津记》里，吴摩西一生都在追寻“在家之感”，却又不断离家出走，这种“在家的孤独”，恰恰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精神状态的核心写照：传统的家的秩序未能为个体提供安定感，个体只能在不断的出走中寻找精神家园，这一精神状态与中国革命的内在动力形成了隐秘的呼应。而《回延津记》则书写了革命之后，个体重新落回具体日常生活的精神困境，《一日三秋》里“笑话”的核心意象，恰恰为个体提供了在被解构为“笑话”的生活中，重新寻找超越性的可能。

张巍卓老师则从文本底层逻辑出发，指出《心有所寓：刘震云的延津世界》背后，始终贯穿着海德格尔、卡夫卡、加缪、卢梭等西学思想脉络，这也让这本书的解读跳出了单纯的文学评论，实现了对刘震云小说思想性的深度挖掘。他提出，《出延津记》的核心并非对日常生活的描摹，而是对日常关系的拆解与重构，小说开篇以“他爹”为核心的关系化表述，本质上是对传统宗法关系的反讽；而老汪、老史等边缘人物，才是小说中精神出走的真正先行者，其背后承载着刘震云对儒家传统、五四精神的深层思考。同时他提出，“延津”作为小说的核心文学地理，其无风景、无自然的特质，恰恰让其成为一个承载中国人精神困境的普遍性抽象空间，这也是刘震云小说能够超越地域、引发广泛共鸣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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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一句顶一万句》剧照

北京艺术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娄林老师、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梁心怡老师从文学研究视角，围绕“中国式孤独”与中国人的精神安顿问题展开了深层探讨。

娄林老师首先高度肯定了本书的写作价值，认为其打破了当下学界泛滥的二手理论对文学作品与日常生活的侵蚀，以自身的生命经验对接了文学文本，让文学解读重新拥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他提出，本书书名“心有所寓”的核心，是对“中国式孤独”的精准捕捉——这种孤独并非鲁滨逊式的孤岛孤独，也不是陌生人社会的个体孤独，而是与家、与人伦关系深度绑定的、带有伦理性的孤独，其本质是中国人在道德化的生存境遇中，无法实现真诚人际交流而产生的精神困境。他进一步梳理了小说中三代主人公的精神突围路径：杨百顺试图在陌生人的温暖中寻找心安之处，牛爱国在遥远陌生的欢愉中完成了对生命经验的重构，而明亮则最终在与世界本身的联结中，实现了“山水”式的平衡超越，三代人的路径层层递进，完整呈现了刘震云对中国人精神超越之路的探索。

梁心怡老师则从刘震云的创作特质出发，提出刘震云小说最核心的魅力，在于其以粗糙却赤裸的真诚，书写了中国人最本真的生活状态。她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对中西两种超越性路径展开辨析，认为宗教性的彼岸超越并非唯一路径，中国人的超越性始终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即便充满拉扯与矛盾，却始终能在“带着哀伤的幸福”中，找到心之所寓的精神家园。这种扎根于日常的超越，恰恰是中国人独有的生命智慧，也是刘震云小说最动人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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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剧照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楠老师结合自身的阅读体验与对刘震云作品的长期观察，发表了核心评议，也将整场研讨的议题推向了更深层的反思。

王楠老师点出了刘震云小说最核心的精神内核，也是中国人最普遍的生存困境：小说里的每个人，都在不断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审判他人，又在人际交往中反复斟酌措辞，生怕被对方抓住把柄，最终把家庭关系、朋友关系等所有人际联结，都变成了充满猜忌与防备的“中国式战争状态”。从《回延津记》开篇牛爱国他爸牛书道与冯文修他爸冯世伦因一个馒头产生的隔阂，到牛爱国与冯文修因一句话反目，本质上都是这种困境的体现——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基本的真诚相待，所有的交流都带着预判与猜忌，所有的关系都被道德审判的网层层包裹，这才是中国人精神孤独与生活困境的终极来源。

王楠老师认为张国旺老师专著最大的优点就是真诚——他没有跟着刘震云的叙事玩形式上的花样，而是始终在努力探索：在这样一个充满猜忌与防备的人际世界里，人究竟要怎么活下去？他在书中努力为个体撑开精神空间，打破人情世故的密网，寻找超越日常困境的可能，这种直面生命困境的真诚，远比刘震云后期的创作更打动人。他总结道，最伟大的文学创作，从来不是在形式上玩结构主义的花样，而是创造出能永远打动读者的人物，写出生命最本真的真诚与力量，这也是当代文学创作最该回归的核心。

主题发言结束后，读书分享会进入互动研讨环节，现场师生围绕刘震云新作的文学价值、小说影视改编与文学写作的关系、刘震云创作的田野基础等问题展开讨论，参会嘉宾与张国旺老师逐一作出回应。张国旺老师坦言，自己始终难以完全把握刘震云这个人及其创作心态，比如其访谈中始终带着一种“狡猾”的特质，不愿落于实处，这也正是刘震云小说研究的重要空间。张老师指出，这里的“狡猾”，并不是一个道德是非的评判，而是描述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小说里讲的“喷空”：日常的说话都是真真假假，半真半假，半假半真。不是要故意隐藏什么，而是大家都有一种意会：这样说话聊天才有趣。这就是一种很基本的超越方式，也和刘震云说的花二娘为何找笑话密切相关。同时他结合自身的成长经验，回应了“延津”的地域特质，指出华北平原乡土文化中对朋友关系、人际联结的特殊重视，正是刘震云小说中人伦叙事的现实土壤。他也补充强调，日常生活本身并非天然带有困境，个体的整体状态才是决定生活是否成为问题的核心，这也是全书最终将精神安顿的希望寄托于明亮这一人物的根本原因。

本次研读会实现了文学、社会学、法学的跨学科深度对话，张国旺老师的《心有所寓：刘震云的延津世界》一书，以真诚的学术写作打破了理论与生活的壁垒，为刘震云的小说研究打开了全新的维度。而刘震云的小说之所以能持续引发共鸣，核心在于其精准捕捉了中国人在人伦关系中的精神困境；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终极价值，正是探索个体如何打破人际壁垒与人心的防线，实现真诚的生命碰撞与精神交流。本次研读会不仅完成了对一部专著、一系列文学作品的深度解读，更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示范。

本次研读会在现场师生的热烈交流中圆满落幕。